海外人力资本回流对FDI技术外部性的影响

本文将人力资本分为国外人力资本和国内人力资本,以中国为例,采用9个OECD国家的1980-2011年共210个观测值作对比,用定量分析方法探究不同人力资本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并得出结论：国内人力资本与国外人力资本皆对FDI技术吸收能力产生积极效应,且综合指标比分别的单独指标对FDI技术溢出效应产生更大的影响,海归型人才与非海归型人才相比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影响更大。     

双边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基于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2000-2006年东亚地区主要经济体间的双边贸易数据,研究并检验了该地区制造业部门双边贸易的本地市场效应。结果发现: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的双边贸易整体上并不存在本地市场效应,只有个别行业表现出了显著的本地市场效应;而由相对要素禀赋条件和人均GDP所决定的传统比较优势因素对该地区制造业贸易模式的决定和影响仍是非常重要;此外,我们还发现劳动密集型产品是东亚地区制造业部门双边贸易的主要产品,必需品又是其中的主导消费部门。     

基于不同发展路径的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以我国沿海发达地区为例

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江苏、浙江、广东3省是"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三大模式的发祥地。本文以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计量模型对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在粤苏浙3省的外溢效应进行了比较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浙江两省的本土制造业产生了明显的挤出效应,对广东省则产生了正向外溢效应。进一步的分析表明,3省制造业发展路径的差异,包括产业结构演变、内外资格局、国际分工定位的不同是产生外商直接投资增长效应差异的主要原因。由此说明,单纯推进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增长不能解决我国制造业存在的问题,要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关键在于根据产业发展路径的结构特征在发展战略与政策方面做出恰当的选择。     

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和协整理论,测算1984—200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季度状况,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在此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币值低估和两个阶段的币值高估。结合这21年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划分阶段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可以发现:较大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低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不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危害,经济系统本身可自动调节;另外,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的变动有非常好的解释作用,这反过来证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状况的测算是准确的。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1984—2004年整体时段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实际汇率错位对出口和进口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不确定性容忍度、决策逻辑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

以位于武汉市产业园、孵化器、创业园等多家公司的255位产品开发及技术研发人员、市场开发人员为有效样本,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不确定性容忍度、决策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突破式创新显著正相关;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因果逻辑显著负相关,与效果逻辑显著正相关;突破式创新与因果逻辑显著负相关,与效果逻辑显著正相关;因果/效果决策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突破式创新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确定性容忍度正向调节效果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对因果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创新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创新的甄选与培育效果——不同区域环境视角的检验

以创业板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研究不同区域环境下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事前甄选与事后培育作用,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经济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有限,与非核心发达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的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差异性甄选行为,但却有更好的事后培育作用,而且这种培育作用会随着地区投资环境优化而增强;②行政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显著,与异省投资相比,本省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事前甄选具有显著优势,但对被投企业后续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会因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占有董事会席位而加大。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的时空集聚效应研究

创新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基本属性,创新质量决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质量。科技园区促进区域产业集聚,集聚显著影响科技园区创新,但缺乏对“一区多园”创新质量的综合集聚效应研究。由此,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指标体系,在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3种集聚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集聚模式对创新质量影响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以2006—201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等相关数据为基础,研究不同集聚模式与创新质量的时空效应并对其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呈现显著时间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各园区创新质量空间集聚存在高-高、低-低等模式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跃迁。所有园区受到正向显著的专业化集聚影响,大兴-亦庄园受到负向显著的多样化集聚影响,而房山园、密云园和延庆园受到的多样化集聚影响不显著,海淀园、朝阳园、大兴-亦庄园、东城园、西城园、通州园、门头沟园和顺义园受到市场竞争集聚效应的影响。     

考虑吸收能力的区域创新多维溢出效应

合理利用区域创新的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有助于区域创新发展与创新效率提升,而对区域创新溢出效应的利用程度则受其吸收能力影响。将创新过程分为知识创新阶段和产品创新阶段,利用Network 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计算全国内地30个省域两阶段创新效率,将吸收能力引入空间溢出效应和价值链溢出效应对创新效率影响的研究中,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检验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发现,空间溢出效应在部分年份显著,省域间没有形成稳定的空间关联关系;空间溢出效应显著时,提升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均有促进作用;价值链溢出效应不显著或者存在负向影响,创新过程两阶段相对独立,此时提高吸收能力对知识创新效率和产品创新效率提高没有显著作用,甚至具有负向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