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出口与实际汇率动态关系分析:基于美国数据的考察

基于代表性家庭追求效用最大化,文中构建了一个由外国实际收入、汇率水平、货物出口以及经GARCH(1,1)模型估计所得条件方差作为汇率风险代理变量组成的服务出口方程。采用自回归分布滞后估计方程参数,并将汇率变动影响货物出口进而传导至服务出口的间接效应纳入分析框架。估计结果显示,汇率水平变动与服务出口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而汇率风险却有助于推动服务出口;汇率变动对服务出口的累积净效应表明,汇率水平变动是汇率变动对服务出口最终影响效应的主导因素。最后从我国汇率变动与服务贸易发展角度也证实了该结论。     

企业伦理文化与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伦理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的作用。本文深入研究了企业伦理文化对于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影响,提出了利用企业伦理文化积极作用创新人力资源管理的建设性意见。     

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行为均衡汇率模型和协整理论,测算1984—2004年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季度状况,结果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在此期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币值低估和两个阶段的币值高估。结合这21年间中国主要经济指标的增长率,划分阶段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可以发现:较大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影响;而低幅度的实际汇率错位,不会对经济产生较大危害,经济系统本身可自动调节;另外,实际汇率错位对涉外经济变量的变动有非常好的解释作用,这反过来证明,对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状况的测算是准确的。通过建立计量模型,从1984—2004年整体时段来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错位的经济效应,结果表明,实际汇率错位对出口和进口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不确定性容忍度、决策逻辑与突破式创新关系研究

以位于武汉市产业园、孵化器、创业园等多家公司的255位产品开发及技术研发人员、市场开发人员为有效样本,采用层级回归方法探讨不确定性容忍度、决策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突破式创新显著正相关;不确定性容忍度与因果逻辑显著负相关,与效果逻辑显著正相关;突破式创新与因果逻辑显著负相关,与效果逻辑显著正相关;因果/效果决策在不确定性容忍度与突破式创新关系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不确定性容忍度正向调节效果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对因果逻辑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没有显著调节作用。研究结论对企业创新管理实践具有重要指导价值。     

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门槛效应研究

选取2003-2016年省域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以R&D人员投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FDI与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得出以下稳健性结论：FDI和OFDI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具有双门槛效应,FDI溢出呈现先升后降的特征,而OFDI溢出则呈现先降后升特征;R&D人员投入、R&D资本积累、城镇化水平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区域创新,而金融成熟度未产生明显推动作用;政府支持可能对R&D人力投入较高省份产生抑制作用;2003-2016年跨越R&D人员投入中、高门槛的省份在不断增加。     

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

探讨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特别是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不确定性,以及体现制度环境的知识产权保护对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实证分析沪深A股2009—2017年高科技上市公司数据,结果表明：①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②环境不确定性显著负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环境不确定性弱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③知识产权保护显著正向调节高科技企业研发投入的同群效应,即知识产权保护强化了企业研发投入的行业趋同。结论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研究成果,为考察企业所处外部市场与制度环境对企业研发投入同群效应的影响提供了新视角。     

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的时空集聚效应研究

创新作为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基本属性,创新质量决定了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质量。科技园区促进区域产业集聚,集聚显著影响科技园区创新,但缺乏对“一区多园”创新质量的综合集聚效应研究。由此,建立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指标体系,在分析中关村科技园区3种集聚模式的基础上,建立集聚模式对创新质量影响的动态空间面板模型;以2006—2017年中关村科技园区等相关数据为基础,研究不同集聚模式与创新质量的时空效应并对其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中关村科技园区创新质量呈现显著时间循环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各园区创新质量空间集聚存在高-高、低-低等模式并随着时间推移发生跃迁。所有园区受到正向显著的专业化集聚影响,大兴-亦庄园受到负向显著的多样化集聚影响,而房山园、密云园和延庆园受到的多样化集聚影响不显著,海淀园、朝阳园、大兴-亦庄园、东城园、西城园、通州园、门头沟园和顺义园受到市场竞争集聚效应的影响。     

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创新的甄选与培育效果——不同区域环境视角的检验

以创业板企业数据为样本,使用Logit模型及工具变量法,研究不同区域环境下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事前甄选与事后培育作用,并对其机制进行探讨。结果表明：①经济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有限,与非核心发达地区相比,金融发达地区的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表现出差异性甄选行为,但却有更好的事后培育作用,而且这种培育作用会随着地区投资环境优化而增强;②行政区域对政府背景风险投资行为影响显著,与异省投资相比,本省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的事前甄选具有显著优势,但对被投企业后续创新投入产生了一定的负面作用,这种作用会因政府背景风险投资占有董事会席位而加大。     

能源回弹效应下高碳产业低碳转型过程中的技术突变性

考虑能源回弹效应下,分析高碳产业低碳技术突变技术门槛,发现技术碳减排存在由量变到质变的门槛效应,另外还发现能源回弹对门槛效应具有显著影响。运用Hansen门限面板模型、结合CD生产函数的能源回弹模型发现：①不考虑能源回弹效应,高碳产业低碳化过程中的技术突变存在两个门槛;②考虑能源回弹作用,将减少为一个门槛,并且将延长高碳产业完成低碳技术突变所需时间。因此,为加快高碳产业低碳技术突变,有效减少碳排放,一方面应缓解能源回弹效应的影响,对能源回弹效应较大的高碳产业采取实时监控,对能源回弹较小的高碳产业采取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检方式监控;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相互配合,在高碳产业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最大限度控制能源回弹效应。另一方面,市场手段和政府职能双管齐下,协助企业低碳技术升级和设备改造,优化税收结构,弥补低碳技术升级导致的负外部性,完善高碳产业转移或市场退出机制。     

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究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表明：区域间产业集聚特征差异显著,高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协同集聚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水平、高技术制造业与高技术服务业协同集聚水平均具有显著空间正相关性,二者协同集聚有助于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双重门槛,当高技术制造业集聚度和高技术服务业集聚度均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时,产业协同集聚的经济增长效应最强。仅少部分省域两产业集聚度介于第一二门槛之间,能够有效发挥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