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养老金统筹层次的收入再分配效应

推动基本养老保险由省级统筹向全国统筹过渡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心,对于实现经济的公平高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此,选取2006—2017年全国31个地区的面板数据,以基础养老金省级统筹过渡到全国统筹后,不同地区及不同收入群体间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为研究对象,从统支视域出发,采用渐进式计发办法预测2041年统筹层次提升后,各地区不同收入群体的基础养老金待遇水平,并结合泰尔指数和离散系数进行比较静态分析,结果发现：养老金统筹层次提升存在着显著的收入再分配效应,但各地区养老金待遇差距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并无必然联系。     

中国海洋渔业空间生态格局探究——以我国沿海11个省市为例

海洋渔业是我国海洋强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海域环境污染等严重的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日益对我国海洋渔业生态文明建设提出新的挑战。本文选取 2006-2016年我国沿海11个省市海洋渔业相关面板数据,首先将海洋渔业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超效率 SBM-DEA窗口分析法中,测算出海洋渔业生态效率值并评价其有效性。然后进一步探究海洋渔业生态效率的空间效应并运用Tobit随机效应面板模型,分析了海洋渔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我国沿海 11个省市海洋渔业生态效率有效水平较低且存在区域差异。（2）我国 沿海 11个省市海洋渔业生态效率水平逐步由随机相异发展空间格局向聚集态势变动。（3）我国沿海 11个省市的海洋渔业经济发展水平对海洋渔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渔业产业结构、海洋环境政策与海洋渔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出 正相关关系。最后基于实证研究,提出建设海洋生态渔业,提升海洋渔业生态效率有效水平的建议。     

流量经济发展的逻辑与现实——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报酬递增假设下的要素流动效应和地理尺度重构中的空间聚集效应塑造了流量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流量决定湾区发展的地位、演化格局与边界。香港、广州和深圳三大核心城市流量优势分立,但也面临现代流量经济能级有待进一步提升、传统流量对经济的拉动力下降、基础流量优势存在分流弱化风险、流量经济分布格局不均衡、区域发展碎片化制约流量经济发展五大挑战,未来应将打造现代流量经济体系作为发挥主引擎作用的重要抓手。     

地方政府竞争、法制环境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基于2008—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科技投入体制背景,选取2008—2016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Tobit模型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影响以及法制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具有空间集聚和溢出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和效率溢出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的省区市而言,政府间竞争不仅带来了辖区内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升,还有助于效率的正向溢出;对于西部地区的省区市来讲,政府间竞争不仅抑制了本辖区财政科技投入效率的提高,而且对周边地区的科技投入效率具有不利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间竞争带来的科技投入效率提升具有较强的环境依赖特征,法制环境越好的地区,政府间竞争对财政科技投入效率及效率溢出的促进作用越显著。     

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其宏观经济效应

本文综合金融市场的多维信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我国的金融周期指数。在此基础上,构建TVP SV VAR模型研究2003—2017年间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及宏观经济变量间的时变互动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货币政策、金融周期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时变互动关系。（2）金融传导渠道可能扭曲货币政策效力,通过金融传导渠道,货币政策不仅会抑制经济增长,还可能加剧通货膨胀。（3）金融周期对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影响滞后于对价格效应的影响。短期来看,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时变特征与金融传导渠道无太大关联,但随时间推移,金融繁荣对产出的负面影响可能最终使货币政策产出效应发生反转。货币当局应警惕金融繁荣对货币政策效力的扭曲,审慎操作,且不宜承担过多刺激产出的任务。     

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

本文利用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通过因子分析法构建居民金融能力指数,运用Probit模型、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以及金融能力、金融决策与贫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无论是绝对贫困还是相对贫困,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抑制贫困的发生,且城镇地区相较农村地区更明显。（2）金融能力对贫困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偏离效应”,两者之间呈现正“U”型关系。（3）经中介效应模型计算可知,在“抑制效应”下,金融能力可以通过改善金融决策来缓解居民贫困状况。具体而言,在三种不同的贫困状况衡量方式下,金融决策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2542%,2296%和2160%。     

产权异质性、投资者情绪与管理者投资行为

传统投资行为研究是以“理性经济人”假说为前提的,但是在市场环境下,自然人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和情感,因而投资决策过程存在诸多不完全理性。本文考虑了中国制度环境,将投资者非理性与企业管理者的非理性纳入同一研究架构,并引入产权因素,采用面板固定效应估计法对2011—2018年1 272家上市公司进行实证研究,讨论投资者情绪是否有塑造管理者乐观的能力,并以管理者过度乐观为中介变量探讨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行为。     

杠杆率监管引入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具有缓释效应吗？——基于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实证分析

中国2011年开始引入杠杆率监管指标来监管银行的行为,杠杆率指标不考虑资产的风险权重,有效地控制了资产从风险水平较低向高风险转变时所引起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工具的失效。本文使用2007—2016年中国96家商业银行的经营数据,研究杠杆率监管对中国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分析其引入之后能否缓释与弱化银行风险承担的问题。研究发现,随着杠杆率监管的引入,银行增大了对自有资本的持有比例,降低了银行风险承担程度,提高了银行的稳定性。并且杠杆率监管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缓释效应存在异质性。银行资产质量越差时,引入杠杆率监管对银行产生的风险缓释效果越明显。同时,也会给资产质量较好但杠杆率指标不达标的银行带来监管方面的压力。     

国有风险投资真的低效吗？——基于区域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6—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在考虑空间相关性的前提下,利用贝叶斯方法设定空间计量模型,从区域层面考察国有风险投资对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1）国有风险投资能够有效地推动区域技术进步,不但有助于推动所在地区技术进步,而且还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对邻近地区技术水平也有积极影响;（2）与非国有风险投资相比,国有风险投资能更加有效地推动区域技术进步,二者之间的效率差异表现在空间溢出效应层面,国有风险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大于非国有风险投资;（3）国有风险投资能有效提升非国有风险投资对所在地区技术进步的边际贡献。因此,未来要增加国有风险投资的有效供给,从而更好地推动技术进步。     

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研究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的双重中介作用

[目的]在土地流转发展缓慢而农地确权工作已经完成之际,基于农地确权对土地转出的影响研究中产权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两派观点的分歧,同时引入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两个中介变量,深入研究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将有助于推进农地确权成果应用以及农地流转制度的完善。[方法]文章使用CHARLS2018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和一元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实证分析农地确权对农户土地转出的影响机理。[结果]（1）确权促进了土地转出,使土地转出的概率提高了6.60%;(2)确权非但没有降低反而提高了交易成本,进而抑制了土地转出;（3）确权有利于增强禀赋效应,但禀赋效应反而促进了土地转出;（4）中介效应上交易成本和禀赋效应为部分中介作用,交易成本中介效应比例为-10.46%,禀赋效应中介效应比例为13.35%,从而禀赋效应的中介作用更强并能强化确权对土地转出的促进作用。[结论]农地确权工作有其正面的成效,但还需完善政策并建立配套制度以克服负面效应,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和交易平台,宣传普及农地确权和相关“三农”政策,提高农户认知,同时还需防范禀赋效应过强和流转租金过高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