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uld adopting the Australian dollar provide superior monetary policy in New Zealand?

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s with the Reserve Bank of New Zealand's core model provide some insight into the implications for New Zealand's economic performance over the 1990s, had it credibly fixed its currency to the Australian dollar. If New Zealand had faced the relatively more stimulatory Australian monetary conditions prevailing over the 1990s, then output growth may have been temporarily boosted. However, demand pressures would have probably been greater and inflation higher. In particular, results suggest that over the latter part of the 1990s annual inflation would have been approximately 1% point higher on average. Stochastic simulation experiments provide a vehicle to analyse what the implications of currency union might be more generally. Results suggest that if New Zealand were to lose its ability to set monetary policy independent of that set in Australia, then the variability of inflation and output would increase over the business cycle.     

论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选择——基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发展的经验研究

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开始实施以来,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结算中所占比例日益提高,所起的作用日益扩大。在此背景下,我国于2012年5月又适时推出人民币与日元的直接交易。这两项举措为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中作为结算货币的使用及影响力的扩大提供了有利条件,也极大地促进了人民币的区域化及国际化。基于自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实施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中人民币结算实施的具体情况,论文对人民币在我国对外贸易结算中的选择性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性因素,进而找出相关对策与建议。     

论东亚汇率稳定协调机制的两难选择和重要性

东亚大部分国家（地区）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采取的是事实上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在危机期间，大部分国家（地区）都放弃了钉住汇率制，采取了浮动汇率制度。危机后，大多数国家（地区）又回归了钉住美元制。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东亚国家（地区）汇率制度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困境：一方面，各国（地区）事实上钉住美元汇率制存在许多弊端，难以长期维系；另一方面，浮动汇率制又不符合本国（地区）经济的实际。两难选择的困境表明，东亚货币合作必须进行区域汇率合作，建立东亚汇率稳定协调机制，推进东亚汇率制度一体化，最终实现亚洲单一货币区。     

人民币区域接受程度： 指数构建与影响因子计量 ——以东盟及中国香港为例

金融危机以来,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推进“去美元化”进程,已是国际社会共识。周边化及区域化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建立人民币区域接受程度监测指标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对东盟及中国香港人民币使用情况的分析,提出人民币区域接受程度指数的构建框架并进行影响因子的计量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在政策推动及市场需求双重作用下,未来东盟人民币接受程度将持续提升,但短期内受经济政治影响会出现较大反复;(2)受政策推动、存款规模较小以及贬值预期影响,中国香港人民币贸易接受程度的提升快于金融接受程度,提高人民币存款占比有助于提升人民币接受程度;(3)中国香港经济状况对人民币接受程度的影响力要高于内地,反映出货币国际化是市场自发选择的过程;(4)由于货币替代影响双边货币政策效果,中国香港通胀水平、利率以及内地通胀水平会受中国香港人民币接受程度的反向影响。     

中国单一货币供给规则

中国货币供应量和经济目标相关程度高,具有较好的可测性、可控性;在中国实行有规则、透明度高、连贯性强的单一货币规则是可行的;严格执行货币供给量与相关经济目标挂钩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确保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增长。     

美国应对金融危机的货币政策述评

在次贷危机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及其货币政策工具有所创新。对这些应对危机的货币政策进行政治经济学评论,并在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观察这些货币政策的长期意义和趋势,特别是在这个背景下,讨论美国国际金融货币协调的重点和方向,具有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金融危机正在改变世界

当前金融危机是经济周期的必然结果,其直接原因是以美元为核心的单体国际货币体系和保护主义日益严重导致的全球经济的长期失衡,要通过这场金融危机来平衡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的关系。因此,建立多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最重大的金融制度的变革。目前金融还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心脏,不能因为金融危机而停止中国金融的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同时,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两个难得的机遇,即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全球金融中心的构建。     

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共生机理研究

共生危机理论是传统金融危机理论演进的结果。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机制有着一个清晰的理论架构：它源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金融一体化以及金融自由化、不当的汇率制度和政策、银行体系中的货币错配等体制因素为两危机共生提供了环境,在信息不对称、公众预期、道德风险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资产负债表效应、流动性、资本流动以及政府政策等渠道相互传导,彼此强化。     

补充货币的理论、实践与启示——基于后危机时代的思考

补充货币作为官方货币的补充形式,具有异于官方货币的独特功能,为应对当前货币危机、失业、老龄化、环境污染等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思考。文章在回顾补充货币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考察了补充货币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情况,提出补充货币对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问题的重要意义。     

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变化及对中国的启示

对产业结构演化的研究都是从供给端计算的产业结构,本文构造了从需求端计算的产业结构并依此对美国需求端产业结构的演化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当年价所计算的美国需求端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小于供给端产业结构的变化;1970年以来美国第二产业的变化差异中近40%可以用外贸因素来解释。进而本文采取不变价计算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研究表明,自1970年以来按不变价计算的美国需求端的产业结构变化很小,且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中有31%可以用不同产业价格因素变化来解释,44%可以用国际贸易来解释,仅有25%可以用第三产业收入弹性的变化来解释,因而收入弹性不是美国第三产业比例提升的重要原因。美国能够维持经常账户的逆差,将第三产业作为动力产业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元的霸权地位。相比较而言,中国一直以来处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状态,中国的具体国情和国家实力均无法满足大规模输出人民币使之成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