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化环境对中国企业家素质的要求

本文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为企业家制定了新的游戏规则,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对企业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市场环境的变化,中国企业家必须适应时代的要求,尽快提高自身素质,强化学习和创新意识,培养国际化企业经营理念,实现自身知识的多元化,努力提高经营管理能力,培养与跨国企业竞争的实力,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小企业国际化研究:一个概念模型

早期的国际化理论认为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并认为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顺序的、渐进的.但是小企业的国际化参与,以及瞬间国际化、国际化新投机企业和天生全球化企业等新现象的出现使得传统的国际化理论的现实解释力极大地被削弱.最新的一些研究发现,将企业家理论引入到对小企业国际化过程的研究当中将能够比较好地对小企业国际化现象作出解释,因此,文章在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借鉴其他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展出一个新的小企业国际化过程概念模型.     

论商业精神

本文认为,商业精神是商品交换活动中人的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商业的理念、宗旨、目标、价值观和总体精神风貌的综合反映。商业精神主要包括创业、诚信、公平、服务、竞争、创新、冒险、互利等精神风貌与内容,它们既可以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商业产生导向作用、内部凝聚力和发展动力。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魂,在当代大学生中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是高校的神圣使命和职责,而当今世界的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给大学生民族精神的培育带来了严峻挑战,作为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思想政治理论课在培育和弘扬大学生民族精神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创新教学思路、改革教学内容、拓宽教学资源、重视社会实践,进一步提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培育大学生民族精神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用西柏坡精神武装头脑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反帝反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三大精神,分别是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其中西柏坡精神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形成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一历史时期形成的最重要的精神,指导了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在建设中国特色主义社会社会的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本篇文章就是对西柏坡精神在中国伟大复兴进程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进行探讨。     

弘扬民族精神的时代价值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纽带,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西方启蒙思想家以"人权"否定"神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表现。但是以唯心史观抽象出来的人性论忽视人权的历史性、社会性和阶级性,必将导致人权与国家主权的对立,使之成为瓦解发展中国家民族精神的工具。为了更好地凝聚中华民族精神、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批判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论基础所衍生的错误观念。     

新形势下中小企业如何创建有效的企业文化

中小企业对扩大就业、创造财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进社会和谐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由于中小企业之间竞争激烈,提高中小企业管理水平,创建有效的企业文化,成为新形势下中小企业提高其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当代尚武崇德精神之思辨

武术追求内外双修之功,要求武德与拳理、技术与修养结合。在当代社会背景下,尚武精神具体表现为:刚健自强,竞争合作;而崇德精神则具体表现为:内德外礼、崇德达礼。尚武精神与崇德精神是统一的。武术规则他律和武德、武礼自律同在。本文通过介绍尚武与崇德的关系和作用,从而指出用武和修身养性都离不开武德和武礼,武术规则以及社会法律与武德、武礼的相得益彰共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和谐,这也是当代尚武崇德精神的价值所在。     

儒商精神的内生境遇探析：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及其实践内生

儒商精神在现代管理境遇中能否内生,从其历史溯源、存在特质和实践内生等几个维度进行递进式分析。儒商（精神）的存在特质就是基于中国本土文化场,以商业文化的探讨为指向,探讨管理哲学视野下的组织文化的儒商（精神）向度。这种定位在儒家强文化势能塑造的惯习下,在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导向管理精致化的管理文化时代体现的管理模式中,其存在有实践需求。它的根基是具有中国本土传统文化支撑的商业意识形态。中国古代的儒商精神内生是从广域单一儒家文化场内生出儒商精神,而面向未来的儒商精神内生是从多元商业文化备选境遇中选择儒商精神,两种内生状态、程度迥异。面向未来对儒商（精神）在商业实践中内生应保持谨慎的乐观,因为在强国家主义主导下的传统儒家的强政治文化资源若仍主导儒商精神的塑造与重构,其既可以导向积极的儒商（精神）,也可以因传统儒家文化中的消极内容使儒商（精神）在面向未来中导向一种颓废的商业意识形态。儒商（精神）面向未来实践需要重构,面向儒家原生资源挖掘其创造性、生生不息、有情有义的精气神,这可以优化并更新儒商精神内涵,为新时代全球化中的工商业文明的塑造提供更多的希冀。     

企业家出身造成了产能过剩吗*——来自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的经验证据

多年来,产能过剩一直是制约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与现有文献多从宏观产业政策层面研究上述问题有所不同,本文选取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这一微观视角,运用政治关联理论,就企业家出身造成我国企业产能过剩的微观机理进行了创新性的实证解释。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数据,本文的基准回归表明,为获取政治关联所带来的非市场回报,在其他因素既定的前提下,对于出身公共部门的企业家而言,其所在企业的产能过剩程度平均偏高139%,出现产能过剩问题的边际概率则平均偏高53%。内生性检验、中介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发现,与宏观产业政策相比,企业家公共部门出身对于产能过剩的影响效应具有更高的经济显著性,而过度投资则是其中的重要影响途径。运用上市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同源性误差检验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主要实证 发现。为此,本文的政策建议是：政府应该将政策重心从产业政策转向竞争性政策,通过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厘清政府与市场二者的边界,避免企业家依靠政治关联对政府资源的“俘获”。只有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企业家的创新潜能才能得到充分释放,并从微观机理上解决我国的产能过剩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