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生活污水景观化处理的原理和可行性研究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京郊农村生活污水的排放量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污染性越来越强,对农民的身体健康和农村的生态环境建设造成极大威胁.该文从农村实际出发,在分析农村生活污水严峻形势及其成因的基础上,阐述了农村生活污水景观化处理技术的原理和可行性.     

松嫩低平原盐碱地资源评价及开发潜力研究

文章应用“3S”技术和野外调查相结合方法,对松嫩低平原盐碱地资源现状及其开发潜力进行分区评价.结果表明:研究区现有盐碱地125.6万hm2,轻、中度盐碱地占到盐碱地总面积的70％以上,土壤肥力较高,具有实施“种稻改碱”工程、建设水稻基地的资源优势.杜尔伯特南部、大庆—肇源—肇洲、肇源、泰来片、大安东北、乾安、通榆东北部片、镇赉—泰来等区,盐碱地集中连片,水土资源配置良好,可作为重点开发区规模化发展水稻;大安—通榆—洮南区、镇赉区、林甸区和肇东区的水土资源条件稍差,可适度发展水稻.两者合计具有发展约33.3万hm2水田的资源潜力.大庆—安达—肇州区和通榆—长岭区,草地退化严重,地势相对较高,水资源匮乏,不宜发展水稻,应重点实施草原生态恢复工程.     

城市准公共物品市场化运作的困境分析——以城市污水治理为例

我国许多城市已进行了准公共物品市场化运作的改革,以城市污水治理为例,指出我国城市准公共物品市场化运作中存在的问题,从城市准公共物品市场化运作的前提条件、城市准公共物品的定价和市场化运作的环境方面探讨了"市场失灵"的原因,并得出相应的结论和对策。     

对“家电下乡”的深层思考

为了响应国家家电下乡的政策,推进家电下乡活动在全国范围的深入开展．通过分析“家电下乡”活动的积极意义以及在政策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推进“家电下乡”活动的积极措施．得出了要进一步完善政策,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同时真正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使家电下乡走得更远的结论。     

低压无功补偿设备运行管理探析

无功电力是影响电压质量和电网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电压质量和无功电力的综合管理,切实改善电压质量和搞好无功电力的补偿。文章从实际出发,提出加强低压电网电压质量和无功补偿设备运行管理的措施,以保证电力设备安全、可靠和经济运行。     

制造业集聚趋势的实证分析——以广东省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背景下,广东经济的持续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优势,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集聚经济优势一直成为该地区吸引外商投资和国内配套产业跟进的重要动因。本文在分析广东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和制造业结构调整特征的基础上,应用区位熵指数、空间基尼系数和集中率指数等分析工具,详细研究了广东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与集聚规模、地理集聚程度与变化动态以及空间分布水平与转移趋势,对不同类型行业的集聚程度和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分析,相关结论对于当前制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江西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的灰色关联分析——基于低碳经济的视角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江西作为能源资源匮乏的省份,发展低碳经济是弥补劣势的重要手段。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江西省能源消费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江西省应改善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大力发展低碳经济,逐步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     

中国现代服务业地理集聚时空演变特征研究

现代服务业集聚是伴随着城市功能结构的提升而逐渐发展起来的.文章以“现代服务业集聚”这一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将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涉及的14个服务行业的相关数据作为统计范围,利用产业集聚测度方法对中国现代服务业产业集聚指数进行测算,分析中国现代服务业及内部行业的集聚现状及发展趋势.结果表明:服务业区域集聚程度与行业内企业集聚程度存在不一致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地与制造业集聚地存在较强的相关性,至此生产型服务业集聚水平高于消费型服务业;中国现代服务业地理集聚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资源禀赋对服务业集聚影响较大;伴随着服务业集聚的发展,促进产业扩散的离心力开始显现,部分服务业呈现出地理集聚分散的态势     

国内滨海旅游文化研究进展

近年来,我国滨海旅游业已经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目前,国内有关滨海旅游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滨海旅游消费文化研究和滨海旅游经营文化研究两大主题。     

股权结构、代理问题与公司现金持有——基于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代理问题角度,利用我国2001~2005年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持有现金之间的相互关系。实证结果发现,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符合代理问题存在的基本表征,即代理问题较为严重的上市公司拥有更高的现金持有水平。控股股东尤其是国有股东,并没有随着持股比例增加产生通常意义上的地下利益攫取行为,而是更多地支持了控股股东提升公司绩效的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