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排队论的公交站点停车位优化及实证分析

优化设计公交站点停车位数是站点建设的一步重要工作,停车位数过多或过少都会影响公交系统的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鉴于此,此文将探讨基于排队理论的公交站点停车位数优化方法,并以武汉市街道口站为例,运用该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期对武汉市的公共交通建设提供理论上的参考。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历程、思路与展望

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同时国有企业改革也走过了30年.总结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反思改革过程中理论思路,发现主导我国改革的实际上是对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中,何者是决定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的理解上.我国的改革在开始的阶段是以不改变所有权基础上的企业经营控制权的改革为主导,而在后一阶段则是以所有权改革来推动企业经营控制权的改革为主导的.     

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的完善——基于矿难行政责任追究的视角

现阶段,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价工作才刚刚起步,“官员问责”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在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绩效评价和问责是较为薄弱的一环。文章通过对我国近几年发生的六起煤矿特别重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结果的分析,厘清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和问责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借鉴国外政府公共危机管理绩效评价工作的做法,提出应分别从问责目标、问责主体、问责对象、问责内容、问责程序和方法、问责结果的应用等方面完善我国政府公共危机管理问责制。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分析——以服务制度创新为视角

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凸显供需结构失衡、非均衡化与非对称性、主体错位与渠道单一等现实困境。其主要根源于城乡“二元”割裂的服务理念、自上而下的服务决策体制、单一格局的服务主体、对服务过程的监督乏力以及服务方式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为此,我国应该牢固树立“均等化”的服务理念;构建双向互动的服务决策体制;营造“四位一体”的服务主体体系;建立健全对服务过程的监督制度;优化服务方式的制度安排。     

我国企业办公室执行力的系统构建与提升策略研究

以企业办公室执行力为研究视角，阐释了其基本概念，并构建办公室执行力要素构成系统模型，提出了办公室执行力的构成要素与影响因素，分析了办公室执行力的运作机理，在此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企业办公室执行力存在的误区；最后，系统地提出了针对性的提升策略。     

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再造的影响及其反思

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政治等问题接踵而至的情况下,掀起了规模宏大的公共行政改革;"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此背景下产生和发展,并深刻影响着西方政府的改革。本文在阐述其产生的背景及理论基础上,分析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职能再造的具体指导,并对"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理性反思和质疑,从而用辩证的眼光看待"新公共管理"理论的真正内涵。     

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应注意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与互动合作是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由此引发的产业梯度转移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必然趋势。国家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行区域间差别政策,促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要努力降低转移的成本,加强产业链培育和配套环境建设,抓住不同时机的产业类型,实现产业有效承接和合作。     

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

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美元面临多方面挑战。美元体制基础弱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的竞争呈现新的特点。我国应注意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宜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under Regime Shifts: An Application to Asian Countries*

This paper re‐examines the long‐run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PPP) relationship for nine Asian countries relative to the USA and Japan during a period containing significant structural breaks. The relevance of considering structural breaks in PPP tests is demonstrated by utilizing the Johansen et al. (2000) procedure that allows for up to two pre‐determined structural breaks. Using conventional tests without considering breaks, one is able to reject the null of no cointegration for only four countries. The Johansen et al. procedure clearly demon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llowing for structural breaks and provides strong support for long‐run PPP for all the countries, regardless of the base country, except in the case of the Philippines vis‐à‐vis Japan. The Hansen–Johansen parameter constancy test indicates stability for all the countries except the Philippines relative to the USA and Malaysia relative to Japan.     

以廉政勤政简政为指引全面提升政府公信水平

近年来,我国政府公信力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存在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和行政体制的结构矛盾十分突出、政府公共服务和信息公开不能满足民众要求等问题. 要全面提升政府公信水平,就要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建立政府信用水平评价体系,推进政府信息透明化,完善政府对自身债务的管理,积极引导网络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