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Granger因果关系分析

财政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有联系,那么,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是否会对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就值得研究。可运用单位根、协整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计量方法,分析中国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下的中国居民消费与房价关系研究

根据居民消费理论,一般而言财富增加会促进消费,国外大量经验研究已证实了房价对消费存在正向的作用。但对于中国而言,房价上涨(财富增加)似乎并没有带动消费的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认为房价上涨不仅有财富效应,也有与之相对应的替代效应(或称为挤出效应),这是因为短期内房价上涨使得人们购房支出增加而挤出日常消费。另一方面,基于广义虚拟经济视角的消费者心理分析也能更好地解释这一现象。本文利用1999-2010年我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估计后发现,在我国,房价上涨会对消费的变动产生显著的负影响。对此,本文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替代效应造成的,同时中国以家庭为观念的社会结构也使得人们宁愿挤出日常消费也要承受"房奴"的生活。     

基于城市流要素的区域城市内外部功能联系研究——以浙江省台州市域为例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组织的空间表现形式,城市流要素空间流动强度和方向综合反映了城市功能联系特征,研究台州行政、经济、社会以及其他联系的强度和方向,运用集中度指数、首位度以及前三位联系方向分析方法,明确台州市域内部空间功能联系特征表现出差异化特征;对外联系表现出长三角密切联系区域;判断空间发展处在向心集聚阶段,预测台州空间结构未来可能形成网络化联系格局。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广西外贸的影响及对策

广西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前沿阵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给广西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使广西与东盟各国的贸易越来越健康地发展,使广西与东盟双向投资越来越频繁,但也带来了挑战。我们要以自由贸易区为平台,抓住合作环境改善、经贸投资地域和领域扩大等机遇,克服产品竞争力弱等不利因素,运用经贸对象和领域的合理选择、投资策略的调整等办法,推动双方经贸合作关系不断发展。     

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动力机制与趋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形成了以长三角、泛珠"9+2"和京津冀都市圈等为主的地方区域发展模式。地方区域关系的发展历程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政府间关系的不断调整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发展的动力和内在逻辑是由三对矛盾运动共同构成的:中央政府制度供给与地方政府制度需求矛盾、政府间利益博弈与利益整合矛盾、政府与市场矛盾。目前,我国地方区域关系发展正由制度替代发展时期走向政府集体自觉行动发展时期。     

基于灰色关联的福建省第三产业发展研究

福建省第三产业与地区生产总值的灰色关联度大小排序由"九五"的第二上升到"十五"的第一,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与第三产业总产值之间的关联度排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动.应进一步加快福建省服务业和金融保险业的发展;正确选择第三产业主导行业,重点发展产业集群;完善市场体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外资高技术产业对江苏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

文章利用2000—2008年江苏外资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分析了外资高技术产业发展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显示,外资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灰色关联分析结果表明,外资高技术产业与经济增长关系最为密切,是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外资高技术产业内部,又以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与经济增长关联度最高。外资高技术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在外资高技术产业内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     

中国企业劳资关系内在属性与冲突处理研究

劳资关系的内在属性包括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劳动力成为商品。转轨时期劳资关系日益紧张,劳资冲突日益频发,影响企业发展和社会稳定。研究表明,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以及确立劳资关系利益主体互动协调机制可以缓解劳资冲突,有助于形成和谐劳动关系。     

逻辑思维、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活动

在思维的发展史中,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创造性思维经常相互配合,共同作用于创造活动,促进了创造成果的产生。因此,逻辑思维在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活动中具有重要作用。人们应发挥好逻辑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在创造活动中的作用,以避免其偏颇,更好地开展创造活动,更快地取得创造成果。     

Revisiting the ICAPM under the distortion of risk–return tradeoff in short-horizon stock returns

We suggest that the distortion of the positive risk–return relation in the ICAPM is a consequence of trading by informed investors to exploit mispricing. We hypothesize and demonstrate that a non-positive (strongly positive) risk–return relation following positive (negative) market returns is attributed to short-selling (purchasing) of overpriced (underpriced) stocks along with optimistic (pessimistic) expectations conditional on good (bad) market news. We verify this asymmetry in the risk–return relation through the indirect risk–return relation conditional on good (bad) market news. We also find that the attenuation (reinforcement) of the positive risk–return relation is more profound in high- (low-) sentiment perio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