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结构演化及驱动机制研究

城市网络化是城市群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结果,创新网络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并结合Ucinet、ArcGIS软件,分析创新网络结构特征及其时空演化,探究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演化驱动机制。结果发现：①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密度日益提高,城市间创新联系显著加强;②京津冀城市群创新网络从早期单核心演变成中期以北京为核心、天津和石家庄为重要支点的“1+2”空间模式,再到中后期的“多中心、多层次”创新格局;③QAP非参数实证分析表明,地理邻近、制度邻近正向促进创新合作,而知识邻近对创新合作具有负向作用,经济邻近与认知邻近仅在早期对创新合作有显著正向驱动效应。     

TRMM数据在京津冀地区干旱监测适用性研究

基于气象站点实测降水数据和热带降雨卫星(Tropical Rainfall Measurement Mission,TRMM)3B43 Version7(V7)降水产品,计算了京津冀地区1998-2017年多时间尺度标准化降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SPI)(SPI-1、SPI-3、SPI-6和SPI-12)。结果表明:TRMM 3B43数据与站点观测月和年降水数据在时空上具有良好的一致性;从时间变化趋势来看,基于TRMM 3B43数据和站点降水数据计算的不同时间尺度的SPI值存在高度一致性;从空间变化趋势来看,基于两种数据计算的京津冀地区25个站点多时间尺度SPI的相关系数均大于0.7,POD值大于0.6,80%以上的FAR值小于0.3,70%以上站点的FBI值在0.9~1.1之间;两种数据计算的干旱的面积百分比基本一致,1、3、6和12个月的干旱面积的CC值分别为0.93、0.95、0.96和0.96。     

基于SPI的京津冀地区旱涝时空 变化特征分析

以京津唐地区及周边地区37个气象站点1961~2010年逐月降水为基础资料,以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处理平台,结合滑动t检验、SPI指数（SPI, standard precipitation index） 方法和空间插值IDW（inverse distance weighting）等,分析京津冀地区年降水量趋势性、突变性、以及各地区旱涝发生等级、发生频率、旱涝发生频率的空间分布特征、降水突变点前后时段各地区旱涝特性的转变。结果表明：(1)近五十年,京津冀地区北部降水减少,南部降水增加,整体呈减少趋势,降水在1996年前后两时段变化剧烈;(2)北京、承德、唐山为旱涝交替高发区,秦皇岛、石家庄为洪涝高发区,张家口为干旱易发区;(3)变化期和基准期前后比较,各地区旱涝特征变化显著,整体的趋势是干旱形势加重,洪涝趋势减弱。     

京津冀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耗脱钩态势评价

基于经济驱动力—能源消耗压力—能源消耗效率脱钩指标,完善脱钩指标构建模式,并采用Tapio弹性系数法,动态评价“九五”—“十二五”时期年京津冀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耗脱钩态势。研究表明：九五”-“十二五”时期,北京先后经历“弱脱钩-强脱钩-弱脱钩-强脱钩”脱钩态势;天津先后经历“强脱钩-弱脱钩-弱脱钩-弱脱钩”脱钩态势;河北先后经历“弱脱钩-扩张性负脱钩-弱脱钩-弱脱钩”脱钩态势。京津冀脱钩态势与河北趋同,仍处于“弱脱钩”态势,实现脱钩的前提在于河北第二产业能源消耗实现“零增长”或“负增长”,并提出加快第二产业发展与能源消耗脱钩的对策建议。     

流域视角下京津冀水污染协同治理路径探析

京津冀协同治理水污染是海河流域建设的核心与立足点,探寻三地联防、联控、联治措施与协同机制是解决水污染问题的关键。在系统梳理三地分治水污染的局限性和区域协同治理的有效性的基础上,提出"扎实区域协同、迈向流域共治"的流域化治理理念。通过剖析海河流域治理瓶颈,发现瓶颈主要在于:资源型缺水和水质型缺水的双重水资源压力,流域权威机构和顶层立法缺失的管理矛盾,以及局部性工程和阶段性补偿的治理局限。针对上述问题,从流域资源保障、管理机制和治理模式方面提出一体化实现路径,即从统筹配置水资源量、制定流域水环境目标、重塑流域管理机构、确立统一流域法体系、发展一体化治理模式、深化多元长效补偿机制6个方面,解决跨区域水环境治理工作中合作不彻底的问题。流域一体化理念及其实现路径的研究可为海河及类似跨界流域的水环境治理提供参考。     

京津冀区域环保行政执法协同发展与对策研究

目前,在京津冀地区的环保执法工作中尚缺乏协调性和统一性,三地配合程度不够,存在传统的各地分而治之的现象,各执法部门职能交叉,从而影响到区域环保执法的效果.加强区域间环境执法的协同合作与发展,是治理污染、建立健康生态环境的重要举措.文章从京津冀地区的现实环境状况出发,结合区域环境行政执法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解决京津冀地区环境行政执法问题的建议和对策.     

基于生态位的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功能竞争力研究

[目的]确定合理的城市群规模、职能和分布格局是区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必然要求,而精准识别城市发展状态,量化空间功能竞争力一直是重点和难点问题。[方法]以生态位思想作为理论基础,建立城市发展系统模型,将城市发展系统视作经济、环境和社会有机耦合的生态系统。具体采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技术,前者既能克服主成分分析后指标间为单一线性关系的缺点,又能发挥考虑各层级指标阈值对综合分值放缩效应的优点,体现系统整合原理;后者可有效识别相邻单元属性的空间聚集和异常现象,凸显单元的空间关系和分布格局。[结果](1)北京和天津的综合竞争力强,城市地位高、功能强且作用大,因此生态位扩张效应最显著,内向集聚要素,外向拓展空间,最终占据最优或最大生态位;(2)河北省各市的生态位普遍偏低,存在梯度层次,石家庄、唐山和廊坊等地竞争力较强,衡水和邢台等地则相对较弱;(3)生态位是城市发展系统各组分耦合作用的结果。3个时点下各生态位的聚类结果各异,表明城市群还未能形成稳定的集聚现象,仍有较大的协调发展空间。[结论]目前京津冀城市群发展不均衡体现在社会、经济和环境三大维度。推动区域协同发展,建议尽快明确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生态位次,制定科学合理的差异化发展战略。增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城市的空间功能竞争力,建议从污染共治、生态同建、经济合作等方面入手。     

京津冀农业协同发展的实证分析

[目的]通过测定京津冀三地农业综合发展水平及其协同度,评价目前京津冀农业协同水平。[方法]文章首先构建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和农业三产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2011—2019年京津冀农业相关统计数据,采用熵値法对三地农业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和比较;其次,采用协同度模型测定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协同程度和农业一二三产业协同程度,并进行分析。[结果]（1）北京农业综合发展指标得分最高,天津其次,河北最低;从分项指标得分看,北京农业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最高,天津产业发展程度最高,三地可持续发展差异较小;京津冀农业一二三产业综合发展指标得分较低。（2） 2011—2019年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的协同度值为0.52～0.82;京津冀农业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度在2016年之前均小于0.2,之后上升,在2017和2018年达到0.5以上。[结论]京津冀农业发展综合水平差距明显,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滞后,目前京津冀农业综合发展处于中高等协同发展水平,农业一二三产业发展处于中度协同发展水平,最后,提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对策建议。     

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京津冀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京津冀是我国雾霾污染最为严重的地区。要想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必须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京津冀循环经济区域协同发展,不仅是治理环境污染的根本途径,也是实现区域一体化战略的重要突破口。运用综合分析和对比分析方法,在系统梳理北京、天津、河北循环经济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从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地区循环经济协同发展的基本途径。农业方面,根据资源禀赋统筹整合农业生产区,建设各类生态产业园,推动农业循环发展;工业方面,按照循环经济理念统筹规划空间布局,建设改造现有产业园区以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效率,构建废弃物回收再利用体系以减少污染物向外排放;服务业方面,基于比较优势合理规划服务业布局,有序推动产业转移与承接,大力发展现代低碳服务业。在当前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从产业角度提出京津冀循环经济协同发展模式,对区域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京津冀能源强度的空间特征及供给侧降耗路径研究

基于2011—2016年京津冀13个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京津冀能源强度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京津冀市域能源强度的局部空间分布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并存且不稳定,使得京津冀能源强度在整体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从要素、产业、制度等三个层面提炼能源强度的供给侧因素,并构建了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结果表明:能源强度与产业结构、技术进步、产权安排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投资、政府调控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