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模式探讨——以湖南为例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地方政府从政府规模、层级及财政关系等层面实行的一次深远变革,也是地方政府突破中央权力设置的制度壁垒而获得创新效率的一个难得契机,湖南省应从实际出发探索建立地方新型财政管理模式和地方公共产品供应模式.     

开放式基金在上升市场与下降市场中选时与选股能力的实证研究

选取我国10只开放式基金作为样本,根据它们的收益情况并联系市场背景,对它们基金管理人的选时与选股能力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基金在市场上升和市场下降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选时能力指标和选股能力指标与整体指标并不相同.这一结论可用于基金整体性指标研究.     

湖南宏观经济模型与经济波动

针对湖南经济波动的剧烈程度高于全国这一事实,建立一个湖南经济波动的预警模型.同时以政府消费和出口为先决变量,以GDP、居民消费和投资为内生变量,利用3SLS法建立一个联立方程组作为湖南的宏观经济模型.模型分析表明,政府消费对GDP等重要变量的乘数效应较大,因而应加大对政府消费的调控.在此基础上,结合ARMA模型和宏观经济波动模型对2010年以前的GDP、消费和投资增长率进行预测,通过系统化分析方法量化以上变量的无警区间,结果表明湖南未来几年的GDP、消费和投资波动将趋于稳定.     

比较劣势产品出口受汇率变动影响的概率分析

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人民币呈现出升值趋势.汇率的波动会影响贸易,一方面可能影响贸易收支,另一方面也会影响贸易结构.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使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了我国1999年1月至2006年6月期间我国处于比较劣势的商品对日出口受汇率变动影响的概率,以此来反映人民币汇率变动可能对我国出口结构的影响,并提出相关建议.     

基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居民债务问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从宏观资产负债表的编制出发,对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居民债务演变,有效度量中国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水平。通过宏观部门经济间的关联,构造基于存量-流量一致的部门结构化均衡模型,剖析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传导机制,分析货币、财政和地产政策在居民债务风险防范中的作用。结果表明:中国居民部门金融资产负债率和偿债比例偏高,偿债压力逐步加大。但适中的资产负债率和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风险的化解提供了足够的空间。紧缩性货币政策有利于居民部门去杠杆化,但由此引发的消费减速和经济下行将导致企业和政府部门债务攀升;减税较政府直接支出更能激发消费内需、降低居民和企业债务杠杆,同时,长期经济的好转利于政府债务风险稳定。紧缩性地产政策虽然有助于长期经济结构的调整,但需防范短期经济下滑。     

活跃因子和杠杆因子表现分析——基于A股市场的多因子资产定价研究

多因子资产定价理论是继CAPM理论之后的重大创新,也是时下资本资产定价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本文搜集整理多因子资产定价理论的相关文献,分析梳理其发展脉络。通过理论探究,引入以市值增长率为代理变量的活跃因子和以资产负债率来衡量的杠杆因子。基于我国A股市场进行Fama-MacBeth横截面和时间序列的回归检验,发现加入活跃因子和杠杆因子后的八因子模型解释能力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增强,其中活跃因子的表现显著,而杠杆因子对股票超额收益解释能力相对较弱,但仍强于六因子模型中的风格因子。     

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测算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兼论农村金融机构改革

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之一在于提升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但相关研究较少考虑不良贷款约束,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也很少涉及。基于此,本文以较具代表性的沿海地区G省为例,运用非径向EBM-Undesirable模型从多个视角测算分析了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率,并基于空间相关性检验和空间计量模型,对经营效率进行了空间效应分析与影响因素估计。结果显示:农村金融机构经营效率总体水平较高,但起伏较大;农商行效率高于农信社,但2015年后差距有所缩小;经营效率具有空间相关性,经济水平、产业结构、行业竞争、资产规模和盈利能力是驱动因素,隐形风险是阻碍因素。鉴此,本文提出了加快推进农商行治理能力建设和产品服务创新、将经营效率作为农信社改制的重要参考指标、监管部门和省联社给予针对性经营指导、深化邻近协同经营等政策建议。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驱动因素研究——基于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理解资本流入的驱动因素,对于设计一个有效的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框架至关重要。本文研究了1998年至2018年间45个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各类资本流动的驱动因素,重点分析了资本流向亚洲地区的驱动因素与其他地区的共性和异质性。使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对面板数据集的实证结果表明,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制度质量和国内因素对吸引资本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对亚洲地区来说,人均收入增长和贸易开放是吸引资本流入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内外利差水平和实际有效汇率变动对吸引组合投资和其他投资具有显著影响,VIX指数和影子利率对亚洲新兴经济体资本流动规模的影响也具有重要影响。这表明,在设计管理资本流入的政策框架时,全球经济金融合作和政策协调应被考虑在内。     

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吗——基于长江经济带的空间计量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2008—2018年面板数据,测度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区域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对本省域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均有促进作用,而在部分矩阵下对省际创新发展有负向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科研经费投入、人才投入与外商投资均对区域创新产生一定影响。为此,建议加强区域技术联系与资源共享,打破数字经济在区域间创新发展壁垒,优化资源配置,实施创新资源精准投入,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数字经济应用水平,以进一步提高区域创新能力。     

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创新模式的调节作用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从创新数量转移到创新质量上来。聚焦技术创新过程中形成的技术锁定效应,运用DEA-SBM测度技术锁定效应并分析其发展趋势,检验技术锁定效应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寻找解锁技术锁定负效应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技术锁定效应显著抑制创新绩效提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技术创新模式中的技术引进和自主创新对技术锁定负效应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且自主创新投入可以深度缓解技术锁定对创新绩效的消极影响;消化吸收能力在技术引进与自主创新之间发挥创新路径枢纽作用,表现为创新模式一体化的调节作用可以显著缓解技术锁定负效应。另外,异质性检验结果发现,创新能力不同未造成明显的技术锁定效应差异。研究结论对于积极调控我国技术锁定效应、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