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利益保护与新兴市场证券发行管制

本文构建了一个模型,说明在一个非有效程度比较高的证券市场中,公司可以通过发行新股融资侵占外部公众投资者的利益。此时,证券发行的门坎管制和规模限制对保护投资者利益是必要和有效的;如果事后的投资者利益的法律保护等监管制度的有效性弱, 证券发行管制就更有必要,以此来限制经营能力较差的公司为NPV<0的项目融资。对融资和投资分离的研究还表明,限制上市公司融资规模可以减少管理层基于自我利益的过度融资和低效投资。随着投资者保护的法律制度完善和执行有效,信息披露规范,加上机构投资者力量壮大,市场评价能力增强,可以放松证券发行事前的门坎限制和融资规模限制,逐步实现证券发行市场化。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教育投资主体多元化

现阶段我国面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而农村教育水平低是制约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性原因。在农村教育投资机制中,政府、企业与农户均呈现出投资不力状况,建立多元化的农村教育投资新机制,鼓励多方投资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税制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内源性提升

金融部门被认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枢纽和命脉,其效率水平会对整个经济的效率水平产生基础性影响。资本充足率是衡量银行抵御风险能力和稳健性的重要指标,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状况不容乐观。税收作为国家主要政策手段,是金融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文章从税制改革角度,探讨提升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问题。     

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选择

随着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可,其发展问题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但融资难问题严重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本文在调查与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小企业融资难的现状和成因进行了客观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路径选择。     

浅论我国农村环境的法律体系建设

本文分析了我国农村环境法律体系在立法、执法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据此提出了健全和完善农村环保法制的一些设想。     

人民币汇率调整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我国长期实施汇率低估以及固定汇率制度,使我国的经济结构遭到扭曲,产业结构不能得到优化,影响了国民收入水平的持续提升。中国人民银行于2005年7月21日宣布,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人民币汇率制度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使人民币升值1.9%。这一决定的实施能够使汇率水平逐渐向均衡汇率水平靠拢,汇率的形成机制逐渐得到完善,而且能够使我国经济结构进行有序调整,使我国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升级。     

花旗银行的国际营销战略及其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启示

本文从市场进入策略、STP策略、6P策略三个方面对花旗银行的国际化营销战略进行了详细分析和评价,剖析其成功之处,并得出了其对我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营销战略有所启示。     

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组织社会资本关系分析

企业社会资本基于不同的社会网络类型可以分为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与企业组织社会资本,两者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矛盾。本文在分析两者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对如何协调两者关系提出建议。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in Chinese Agriculture

New plant variety preven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sition of strategy in China IPR and agriculture advantage, also the engine for promoting agriculture innovation, as for the challenge and the opportunity of accessing to WTO, efficiently using TBT to protect China new plant variety, and advantage S＆T innovation independently. China joined UPOV in 1994, and promulgates the protection statue of new plant variet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actuality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new plant variety prevention in China agriculture,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ew plant variety protection are brought forward.     

资源禀赋、增长模式与可持续发展

在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过程中,如果无视中国的基本国情,片面强调快速发展大规模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则:一方面,会加大自然资源和资本的供给缺口,使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更加紧张;另一方面,会导致大量失业,影响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因此,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的选择与转变应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确立合理的技术结构;同时加快制度创新步伐,为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增长路径的提供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