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利用外资结构分析及政策调整

从我国利用外资现状来看，外资产业结构、区域结构、来源结构及利用方式都存在不合理因素，对外资的利用效率及我国经济的结构均衡都将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应进行相应的调整：（1）实现外资产业结构的优化；（2）完善外商投资的地区布局；（3）拓宽引资来源渠道；（4）促进利用外资方式多元化；（5）实现管理方式调整转变。     

中日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比较分析

本文通过对中日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应该从公司的股权结构、独立董事制度及监事会监督职能等方面来改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特别强调解决监督机制问题。     

消费需求与收入分配结构的相关性

首先陈述了消费需求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事实,进而对两者的数量关系进行了证明。在此基础上,利用基尼系数和边际消费倾向等统计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探讨了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对全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程度。最后,提出了几条缩小不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以提高消费需求的政策建议。     

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融资结构的关系:理论模型与实证检验

研究了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融资结构的相互关系。首先构建一个双寡头竞争下的企业两阶段最优模型,据此提出研究假设,即从理论上提出分析两者内在关系的逻辑依据。然后利用2009—2011年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数据,分别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和人力投入与融资结构的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融资结构负相关。     

科技创新平台的结构和内部关系对其运行绩效的影响——以浙江省为例

以浙江省科技创新平台为例,实证研究了科技创新平台的结构对平台运行绩效的影响,以及平台内部关系对该影响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成员能力和内部联结度对平台运行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规模和异质性对平台运行绩效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相容度加强了成员能力和内部联结度对平台运行绩效的积极影响。最后提出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运行绩效的政策建议。     

绿色经济发展模式下湖南产业结构优化对策研究

由于各国环保意识的增强,绿色经济已成为全球产业结构调整不可阻挡的趋势。通过对湖南发展绿色经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大力发展高效节约型农业、着力提高工业经济中低碳产业比重、促进资源和能源耗费低、环境污染少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等产业结构优化对策,希望为湖南的产业结构优化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2003～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

选用2003~2011年我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基于联立方程组模型,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对本国CO2排放量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将会给本国带来正的规模效应、产业结构效应以及负的技术效应。综合三大效应的结果显示,我国加大对外直接投资,增加了国内的CO2排放量。数据表明,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增加1%,国内CO2排放量将会增加0.5009%,其主要原因在于具有减排作用的技术效应远低于其余两大效应,据此提出了增加技术寻求型直接投资和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建议。     

基于生态文明理念下化解城乡生态环境二元化的路径选择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乡居民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都得到了普遍提升。但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城乡经济也随之拉开差距,在城乡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影响下,城乡生态环境也出现了严重的二元化趋势。介于此,本文以"天人合一、人地和谐"的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思想,在挖掘生态文明与生态环境保护两者内在关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以分析我国城乡生态环境严重二元化的现况为出发点,剖析导致城市与乡村生态环境二元化的三大矛盾,并提出六大破解城乡生态环境二元结构可行之路,为共同构建美好生态环境提供良策。     

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分析--以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

“单核式”与“多核式”是中卫型产业集群的两种基本网络结构。以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概念界定,指出其网络结构具有多个中心结点、内部合作关系密切、结点凝聚成小团体、中心结点相互关联等特征,并据此选取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中心性、黏性、凝聚子群、核心边缘结构作为网络结构指标。运用这些指标,对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实例分析。研究发现：该集群网络中,各产业部门的核心企业充当了中心结点,同一产业部门的企业密切合作组成凝聚子群,核心企业之间关联紧密形成核心区。这些网络结构特征是其获取生产协作、资源配置和知识创新等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针对该集群网络黏性较低的现状,最后提出相应的网络结构优化建议。     

人力资本、政府管制与中国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以上海市卢湾区为例

中国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已经演变成具有"二元"特征的劳动力市场,其中本地劳动力和外来劳动力的职业构成差异不能仅仅用劳动者自身的人力资本来解释,它还与城市政府的选择性管制有关。虽然中央政府已经逐渐取消针对外来劳动力的歧视性限制,但地方政府借助户籍制度实行的隐性、间接管制在城市劳动力市场职业配置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是外来劳动力在职业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