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传统村落场所精神的空间营造策略研究——以灵山村为例

传统村落更新和改造中,忽视了对场所结构和功能的保护,其地域特色和空间活力日渐衰竭。基于此,从场所精神的营造理论出发,以徽州灵山村为例探究公共空间场所精神的影响要素,提出一套适用于徽州传统村落公共空间场所精神的营造策略,即活动场所的织补与更新、地域特色的提取与重构、历史情境的延续性编织,以有效加强传统村落公共空间的场所体验,改善村落空心化、场所感缺失等问题。     

中国村落发展模式的思考——以华西村为例

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构想,并制定了二十字方针.此方针从提出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现阶段学术界在中国村落发展问题上的研究还不够充分,特别是在当前对区域发展模式火热研究的情形之下,村落研究更是被忽视.文章以华西村模式为研究对象,对村落发展模式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中国村落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村落空间形态及其活力因素初探

文章以凤凰古镇村落的具体调研为例,来阐述不同类型空间内发生的日常交往行为,探索古镇村落活力的形成机制.     

村落转型中传统仪式的文化价值——以东填池村六月六晒箱仪式为例

河北省邯郸市东填池赛戏于2008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是以敬神娱神为主的地方祭祀戏.村民在每年的六月六都会举行晒箱仪式,虽然村落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拆迁解体,但人们依然坚持延续古老的传统文化.本文通过对晒箱仪式的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认为在村落转型中传统文化的延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村民通过传统仪式的重构赋予生...     

“阿者科计划”的个体特殊性超越与边界约束——布迪厄社会实践理论视角

“阿者科计划”作为传统村落旅游吸引物权制度化落地的首个实践案例,成功破解了乡村旅游发展的资本逻辑,为全球旅游减贫提供了中国方案。为明晰其参考价值,本文运用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对该计划的实践逻辑及其普适性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研究认为：（1）阿者科村的遗产身份以及中国文物管理制度,构成了该计划实施的结构性边界约束,并由此决定了旅游吸引物权制度化之特殊性面向,而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运作又为遗产保护和旅游股份制经营提供了经济与制度的双重保障,使其得以超越个体特殊性而具有一定的群体普遍性。（2）文物遗产管理制度与旅游吸引物权的制度化共同建构了一种良性的互动机制,保障了旅游吸引物权得以实现股权制运作,并最终有可能重新确立一种正义的遗产型乡村旅游场域的“信念场”。     

加强传统村落保护 助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

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是指在历史长河中传承悠久、相对固定并具有特色文化底蕴的村落。黄南藏族自治州是青海省传统村落的主要富集地,列入国家级传统村落名录的有30个,占青海省总数的24.4%。这些传统村落是由自然、历史、宗教、艺术等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结果,进而构成了特定的文化区域与生活空间,呈现出多维的人文价值。本文通过分析黄南州传统村落保护取得的成就及面临的突出问题,并就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助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许伯夷“地球村”的中华文化使者

在地球向“村落”过渡的进程中,许伯夷从“村子”的这头遛达到那头,时不时绕着“村子”转悠一圈——这样的远足在他看来已是平常,粗略算来,他已经围着这个“地球村”沿着不同路线走了近30圈,抵达过1000多个大小城市和地区。这是一位为传递中华文化风雨兼程20年的现代玄奘、法显式人物。     

古村落镶嵌移民文化

从涪陵城区出发,往蔺市——两汇方向驱车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就可到达大顺村。大顺村的建筑年代从清代迄今,跨度200余年,拥有多种建筑格式和实体,展现了不同时期和地域间建筑文明的融合。据考,大顺村早在东汉时期即有人类居住,明清时因何大顺兴场而得名。客家人何大顺清初移民落脚此地,为养家糊口,在大路边搭了一个草棚,施舍茶水,也做点小生意。落户的客家人,秉承农闲经商、农忙耕地、农商并举的     

基层共同体的演变与重建

基层共同体是农民共同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场所,给予农民必要的生产互助、生活保障及情感支持。中国传统的基层共同体是封闭的,内部交往频繁但很少与外界沟通。基层共同体的边界有四种:家族、文化网络、基层市场以及士绅和村庄构成的权力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中国农民培养出理性、实用、道义三种特质。由于现代化、工业化的冲击,基层共同体逐渐消解,代之而起的经济、生产共同体及行政共同体发挥了原有基层共同体的部分功能,共同体由封闭转向开放,农民则更加理性和实用,追求身份平等和权力自由。现代社会不确定性的增加,寻求安全感的农民渴望重建共同体。在此背景下,新世纪村落社区建设拉开帷幕。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与传承——以通道侗族自治县皇都村为例

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中的核心载体,在乡村振兴、文化传承和遗产保护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选取皇都村作为微观研究场所,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文本分析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侗族大歌这一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在村落场域中的生产与传承过程。研究发现：(1)侗族大歌的生产经历了从“村内的生产”到“全球化生产”的过程,其空间、时间、内涵、形式、功能以及意义等方面均发生变化,是地方政府、旅游公司、精英群体、当地村民和游客等权力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2)侗族大歌的生产过程呈现为：空间表征由宗族秩序图景向资本循环场所转变,表征空间由居民生活意象向旅游凝视景观转变,空间实践由侗语文化传承向地方知识营销转变。(3)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的空间生产过程可分为原生产和再生产两个阶段,在空间生产的三元互动实践中实现了文化的传承。侗族大歌原生产过程中通过歌师和鬼师对歌班的规训实现了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在代际的文化传承,侗族大歌的再生产过程中则通过文化传承人和旅游策划师的协商实现了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在代内的知识传承。研究认为,从流动、动态、多元的角度理解非物质文化景观基因的生产与传承,有助于推进传统村落的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