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基础设施与中国城市的空间重构

数字技术为我国经济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而数字经济带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更离不开数字基础设施的支撑。文章从宏观视角出发,基于中国26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2—2020年的样本数据,从中心人口密度、人口密度梯度和多中心指数维度探讨了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城市空间结构动态变化、不同行业企业选址异质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数字基础设施的改善推动了中心城区人口密集程度的上升。这表现为CBD附近人口的密集化,同时人口密度随距离递减的速度加快,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扩展为城市中心带来更强的内聚动力,使得该区域更加紧凑。(2)尽管核心区域更为紧凑,但城市也在向多中心化方向发展,呈现出新兴次级中心的形成与扩散。(3)地铁作为高效便捷的公共交通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分散,但这并未根本改变人口向城市中心的整体聚集倾向。城市应当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政策,缓解中心区域压力,带动城市各区域共同发展。     

空间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282个地级行政区域1999-2004年的面板数据,通过使用动态面板数据的计量方法对地区市场潜能、就业密度与其工资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发现,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市场潜能外部性对地区工资水平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而就业密度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却是非线性的,只有就业密度高于某个“门槛”值时,它对工资水平的偏效应才显著为正。     

城市蔓延是否带来了我国城市生产效率的损失?——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市蔓延的经济与社会影响是城市经济学的前沿研究主题之一.其中,关于城市蔓延对生产率作用的研究,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且相关研究多见于理论分析,基于大量城市样本特别是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少.本文使用2000-2012年中国地级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借助全球夜间灯光数据构造了专门的城市蔓延指数,并运用混合截面回归、面板随机效应回归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了多角度的稳健性检验,最终证实:来自中国的证据明确地支持了城市蔓延不利于生产率提高的结论,其深层含义是当前我国城市内部还普遍存在空间集聚经济效应.此外,研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蔓延对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似乎在逐渐减弱.     

蔓延的城市空间是否加重了雾霾污染——来自中国PM2.5数据的经验分析

近年来,“雾霾天”在我国很多地区频繁出现,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我们怀疑城市空间结构会对雾霾污染产生影响.本文综合利用PM2.5地表浓度数据、全球夜间灯光数据、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以及经济统计资料,计算了我国各城市的蔓延指数,并实证分析了城市蔓延和城市规模对地级市雾霾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城市蔓延会提高当地PM2.5浓度,人口规模的提高也会有类似的效应,而且,城市蔓延与雾霾浓度的同方向关联会因城市规模的增加而减弱,小城市的空间蔓延会导致更为严重的空气污染.此外,工业城市经常有更高的雾霾浓度.本文结论具有如下现实意义:在城市内部空间规划方面,应该控制各城市尤其是小城市的无序蔓延,坚持紧凑式空间结构;在城市体系优化方面,应稳步发展中小城市,并适当控制大城市规模,促进大中小城市的协调发展.     

FDI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的郊区化?--基于卫星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检验

城市郊区化是国内外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伴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中国的城市郊区化问题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FDI 作为各个地方旧城改造和新区开发的重要力量,其对中国城市空间的形态塑造作用却被忽视了。文章基于单中心城市模型的理论假设,将FDI 因素纳入分析城市郊区化的框架,通过全球夜间灯光数据、Landscan 人口分布数据和中国行政区域矢量数据构造了中国城市市辖区层面的郊区化指数和蔓延指数,并利用2003-2013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面板数据检验了FDI 对城市郊区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FDI 是促进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关键因素,FDI 占GDP 的比重每提高1%,我国城市郊区化的水平会相应地提高0.1%;(2)由于FDI 在我国存在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性,因此其对不同区域的城市郊区化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外资进入显著地促进了东部地区的城市郊区化发展,但外资进入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郊区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各地方政府应格外关注FDI 可能带来的城市低密度蔓延现象,并检视自身的城市发展战略。     

城市更新的政策效应评估：以深圳市为例

本文将深圳市2010-2016年城市更新项目的详细地理边界与小区层面的住房交易数据、企业层面的工商登记注册数据及栅格层面的人口数据相匹配,定量考察城市更新的外部性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更新项目周围0-1000米范围内的房价、人口和服务业企业登记注册数量在更新后的10年内平均增长了9.04%、1.69%和1.83%。异质性分析和机制检验证实,更新规模越大的项目,其带来的正向溢出越强,且更新所引致的“便利设施”增加是城市更新正外部性溢出的主要渠道。因此,在城市更新规划引导中,政府应充分考虑城市更新所产生的外部性,发挥更新的规模效应,同时积极推动商业或商住功能混合的更新项目,以改善城市空间结构和提升邻里品质。     

城市空间结构与劳动者工资收入

本文探讨了城市规模、密度与形态等空间结构因素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影响的理论机制,并借助夜间灯光数据和LandScan人口分布数据,设计了3组城市内部距离指标以刻画城市空间形态,进而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法检验了城市人口规模、密度和空间形态等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强度。研究发现,在控制劳动者个人特征后,城市规模越大,密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工资收入就越高,证明城市聚集的规模和密度都有正外部性;与此同时,劣质的城市形态会显著降低劳动者工资收入,说明城市形态也是影响城市空间外部性的一个重要维度。此外,在不同类型的产业之间,城市形态和密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而适当降低城市密度以及完善公路基础设施可以缓解劣质城市形态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负面影响。     

示范还是挤出?FDI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溢出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5-2007年全部国有和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外资企业对中国内资企业的出口溢出效应.考虑到企业出口决策和出口强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过程,我们采用Heckman两步选择模型进行估计,从而得到更加可靠的结果.研究发现:行业外资渗透率对同行业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都存在显著为正的影响;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业外资出口强度对内资企业的出口决定和出口强度的影响却显著为负.这一发现与多数使用发达国家数据的研究结论相左.     

威廉姆森假说: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域数据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威廉姆森假说认为,空间集聚在经济发展初期能显著促进效率提升,但达到某一门槛值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变小,甚至不利于经济增长,拥挤外部性更倾向于分散的地理空间结构。本文基于巴罗(Barro)增长模型建立了门槛回归模型,利用中国30个省域1978—2008年的数据对威廉姆森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考察了空间集聚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空间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非线性效应,即没有达到门槛值以前,集聚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但超出门槛值后,集聚会降低经济增长率,即威廉姆森假说在中国显著存在。研究同时还表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趋同和发散并存的态势。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