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态度的稳定性——来自研究文献和微观数据库的检验

风险态度是稳定的吗?在保险经济学理论建模时,决策主体的风险态度常用风险厌恶系数来描述,这一系数多设定为常数,其中隐含的假设是,风险态度在不同时间和不同群体中保持稳定。本文分别采用手工整理的46篇测算中国和美国风险态度的文献数据库,以及CFPS和CHFS两个微观调查数据库,来重新检验这一假设。研究发现：第一,文献元分析显示,不同文献测算的风险态度差异明显,表现出时间维度、测算方法和群体三方面的异质性。第二,微观调查结果显示,在时间维度上,风险态度相关系数低于0.3;在方法维度上,不同测算方法下的风险态度之间的相关系数低于0.1;在群体维度上,风险态度在特定群体内和在群体之间均不稳定,而且在控制家庭财务决策者、家庭平均和家庭整体3个层面的7类特征后,风险态度依旧不稳定。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年龄、健康状况、就业状况会影响风险态度,这也是后者变化的根源。本文的经验证据显示,保险经济学理论建模设定风险态度为常数是一个强假设,需放松以更准确刻画现实和设计保险产品。此外,由于风险态度易受外生冲击的诱导,短期内消费者可能做出非理性行为,这就要求保险产品设计中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保护。     

风险态度的国际比较：基于全球文献的元分析

风险态度是行为决策的核心变量。本文基于风险态度研究文献的元分析,考察其背后的国家、文化、收入和生命周期因素。我们手工搜集了122篇公开发表的测算相对风险厌恶系数的文献,整理了1133个估计值,共计73645个数据点,样本覆盖全球79个经济体。元分析结果表明：(1)风险厌恶系数均值层面,全球为6.2566,中国为9.3098。(2)风险态度表现出显著的经济发展程度和文化体系异质性,发达经济体比发展中经济体风险厌恶系数高1.5686,中国文化体系(8.4038)、印度文化体系(1.3784)、伊斯兰文化体系(0.8458)、欧洲文化体系(5.5202)之间风险态度差异明显。(3)生命周期内风险厌恶程度呈“倒U”型趋势,同时,随着健康状况转好和收入提升,风险厌恶程度会下降。(4)风险厌恶程度上升能够显著拉低股票收益率和波动率,并导致全球金融周期呈现“衰退”倾向,风险态度变化能够预示未来市场表现。本文研究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考察了风险态度这一经济金融学变量的核心特征。这对于涉及该参数的理论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同时,政策含义上,中国老龄化带来的风险态度改变,也预示着未来资产价格、配置结构...     

货币政策、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与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构建了一个动态均衡模型分析货币政策对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理论影响机制,提出了对应的研究假说,并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对企业影子银行业务起到正向影响,影响机制是通过影子信贷利率和金融资本配置效率两个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放贷行为。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正向影响,在分析师乐观偏差程度较高、对外担保事件较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投资者情绪高涨、企业家信心提高及P2P问题平台数量的增加会放大紧缩性货币政策与企业影子银行业务之间的正向关系。拓展性分析结果表明,央行沟通中稳定市场预期、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等词频的提高会减弱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企业影子银行业务的正向影响。紧缩性货币政策通过促进企业影子放贷行为而提高了信贷资源配置效率,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中介初次信贷配置失衡的问题。本研究对于国内国际双循环背景下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指引意义。     

民主程度、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民主程度通过国家制度影响“人”在一国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从而释放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本文针对1960—2015年150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考察了民主程度在人口红利刺激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一,人口红利能够显著刺激经济增长。第二,民主程度难以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直接作用,但能释放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效应,体现出放大器机制。这一研究结论在不同时间区间和极端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和地区中稳健成立,也不受人口变量和民主程度变量选取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可能有助于对中国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与继续推行政府放权让利、促进公平竞争,从而最大化挖掘人口红利末期的经济增长潜力提供经验数据支持。     

人口学特征与利率期限结构:老年社会平缓的收益率曲线

本文将刻画人口结构的生命周期模型引入消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考察人口结构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模型表明,人口结构及其家庭生命周期特征不仅决定利率水平,而且将通过人对债券期限的不同偏好,影响利率期限结构。少年人口占比对利率期限结构的影响为正,中年和老年人口占比的影响为负。相比少年人口,中老年人口更偏好长期债券,使长期收益率下降,期限结构的斜率更为平缓。基于全球数据的经验研究验证了这一结论。少年人口占比增加期限利差,中老年人口占比则起反向作用。因此,在年长的经济体中,期限利差更小,呈现更平缓的收益率曲线特征。在更换人口结构变量、期限利差变量、估计方法、赋权样本和处理遗漏变量后,结果表现稳健。本文从人口学视角拓宽了利率期限结构的决定因素,揭示了老年经济体可能面临一个平缓的收益率曲线,而这说明老龄化还可能通过抑制短期投机和促进长期投资来提高长期经济发展质量。     

老年低消费的解决之道：从消费—劳动“双低”到“双高”均衡

中国微观和全球宏观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构建跨期决策模型发现,当总效用不变时,消费可以被闲暇替代,家庭决策存在“低消费、低劳动”和“高消费、高劳动”两种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约束时,老年人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1）老年家庭的消费—闲暇替代弹性约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约3个百分点。（2）当消费—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间,老年家庭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对应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3）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等竞争性解释后,消费—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储蓄。总的来说,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消费—闲暇替代关系中解释了老年人消费—劳动的“双低”均衡。基于此,文章认为,释放老年群体劳动潜力,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实现消费和劳动供给双重稳定。     

引入货币持有后的风险态度北大核心

本文在Swanson(2012,2020)模型的基础上,将货币持有纳入跨期决策模型,重新考察了风险态度。我们发现,相对于消费和劳动而言,货币持有会使家庭面对风险时更为谨慎,这会改善风险厌恶被低估的倾向。基于中国家庭层面微观数据的测算结果发现,考虑货币持有后,中国家庭层面的相对风险厌恶系数均值为1.6398。这比Arrow-Pratt经典模型和消费效用模型的测算结果分别高出12.66%和27.88%。风险厌恶程度还表现出人口结构、城乡结构和消费结构异质性。进一步地,我们分析了中国家庭风险态度的决定因素,发现脆弱性越高、少儿抚养压力越小、健康程度越低的家庭,其风险厌恶程度越高。本文考虑货币持有的真实经济环境,为风险态度构建更准确的测算模型并得出多样化的测算结果,为理论建模中的参数设定提供参考。鉴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特征,随着中国家庭资产更多地货币化,以及老龄化带来的劳动供给灵活化、弹性化,家庭风险态度背后可能反映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资产配置和资产价格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