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的公共性:概念分歧、反思和拓展

中国之所以将"公共财政"作为标识改革与发展方向的旗帜,是旨在突出和彰显体制转轨过程中财政的"公共性",所以,正确理解和解释"公共性"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别梳理了中国财政学和西方财政学中对于"公共性"的不同定义,反思分歧的由来、问题的焦点及折中的可能,然后试图在此基础上构建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架构,从而拓展我们既有的认识.简而言之,财政的"公共性"的概念可归结为三个层次:一个中心、两大原则和三项职能.     

财政学中的国家观:分歧与比较——对当前财政基础理论的一点反思

当前的公共财政体系理应具备公共性,是毋庸置疑的。但学界却在如何理解财政的公共性问题上莫衷一是,通过分析和比较之后可以发现,不同观点的分歧与其背后的国家观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而且貌似冲突和抵牾的国家观,其实代表了不同层次的理论抽象。一方面,我们需要根据被研究的问题进行取舍;另一方面,整个财政学理论体系不应该也不可能只建立在某一特定层次的国家观之上。而公共性之所以是财政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行动主体的行为目标和模式使然,所以当我们从理论层面把握公共性的概念和实质之时,不能只局限于市场经济国家,需要放宽研究视野,至少必须正视中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和基本规律。     

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及其融资策略

1994年分税制所采取的集权化改革措施极大的改变了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和其最优化选择.由于面临的经济约束的不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更加趋于多元化,也更具隐蔽性,致使法定的预算安排根本不足以制约其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预算的约束是“软“的.为此,需要从纵向的财政体制和外部的制约机制等多方面的措施着手,逐渐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预算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公共物品概念的政策含义——基于文献和现实的双重思考

尽管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被人们视为界定公共物品的两大标准,但不同理论流派对这两大标准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由此所引申出来的政策含义更是截然有别.鉴于此,有必要从文献和现实两个角度来重新思考公共物品概念及其政策含义.首先,从公共物品的概念史来看,主流的“萨缪尔森——马斯格雷夫传统”主要着眼于物品的被消费方式和消费者的行为特征,倾向于主张政府干预；而公共选择学派所秉承的“自愿交易传统”更多关注于物品的被供给方式,强调物品供给主体及其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并极力主张对政府权力的运用施加约束.其次,从政策实践层面来看,由上述两大标准引申而来,政府服务的公共性内涵至少可以概括出以下两点:第一,制度规则的“非排他性”与受益范围的全覆盖；第二,供给水平的“非竞争性”与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这也正是我国当前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体系过程中的目标所系和关键所在.     

财政分权、软预算约束与地区间义务教育差异分析

一、引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也发生了多次变化,中央政府下放义务教育的支出责任,由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筹资的责任。虽然在改革初期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但是随着地区间财力差距和基层财政压力的不断加剧,义务教育的筹资机制出现过分地方化的局面,义务教育发展的地区差异不断拉大。     

地方政府的软预算约束及其融资策略

1994年分税制所采取的集权化改革措施极大的改变了地方官员的财政激励和其最优化选择。由于面临的经济约束的不同,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更加趋于多元化,也更具隐蔽性,致使法定的预算安排根本不足以制约其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目标,预算的约束是"软"的。为此,需要从纵向的财政体制和外部的制约机制等多方面的措施着手,逐渐硬化预算约束,强化预算的严肃性和规范性。     

全过程人民民主视角下基层参与式预算改革的理论进路与实践迭代

我国多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参与式预算改革,在取得积极成效的同时也面临不少现实困境。一方面,原生性的改革探索进入深水区,存在着制度建设有待完善、后续改革动力不足和参与能力相对有限等问题,改革难以持续深入;另一方面,多样化的基层实践尚未上升到更加一般化和系统化的做法,经验难以复制推广。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的提出,为深化参与式预算改革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清晰的方向指引。为此,本文首先试着从学理层面来解读全过程人民民主赋予参与式预算改革的新阐释、新指引和新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兼具价值引领与实际操作的系统改革图景;其次,在实践层面,建议通过汇聚基层探索、形塑制度体系,推进机制重塑、提升改革动力,借力数智赋能、增强参与能力等多种途径,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中有效提升基层预算的治理能力和绩效水平。     

收入分配视角下的汉唐时期赋税制度变迁及启示

汉唐时期,我国建立了以“人丁为本”的赋税结构,从汉代的“轻地重人”政策逐步发展到唐代中前期按丁计征的租庸调制。这种赋税结构虽然能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小农经济发展与培植国家税源,但在收入分配上存在诸多负面效应。为此,统治者不得不采取各种纠偏措施试图纠正这些负面效应,“斟酌贫富”和“调均贫富”成为这一时期赋税制度变迁的主线之一。总结历史经验,直接税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不仅在于私人部门向公共部门让渡部分经济利益,更是对整个社会公私关系的动态调整,包括家庭在内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边界、规模和结构都会随着税制变迁而发生深刻变化。税收政策能够有效调节收入分配的关键至少有三：一是有利于人口适度增长和家庭规模优化;二是有利于劳动力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合理配置和有效结合;三是有利于提高全社会成员的抗风险能力。     

中国古代政府管制思想史的研究路径刍议——在现代学理与历史经验之间

作为系列研究的开篇,本文希冀在现代政府管制经济学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之间寻求对话的可能性,为《中国政府管制思想史·古代篇》的编写提供一个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首先,在中国古代的文献典籍中,并没有一个专门的词汇可以完全对应于现代经济学中的"政府管制"概念,所以,当我们运用现代学科概念来规范"中国政府管制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时,必须严格界定"政府管制"的现代涵义及其在中国历史语境中的适用性。其次,在前一项工作的基础上,追溯政府管制思想背后的思想渊源和基本取向,从中整理出一条相对清晰的主线索,纲张目举,以便于我们在后续研究中对中国政府管制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规律性以及对现实的作用和对后世的影响等进行系统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