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能减排财政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的准自然实验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作为一项重要的环境规制政策,是政府通过节能减排方式促进经济绿色低碳发展的有力抓手,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要求,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重要影响。本文以2011年以来推行节能减排综合示范城市建设的三批次试点城市企业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检验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节能减排财政政策能够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在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内生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东部地区企业、绿色金融水平较高地区企业、规模较大企业、高污染行业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检验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的实施通过增加政府补助、提升政府环境治理水平、增加企业研发投入三个渠道促进企业绿色创新。     

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

文章基于2010年第一季度至2021年第四季度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绿色债券发行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研究显示：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后，ESG水平显著提升，表明绿色债券能够发挥积极治理作用，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此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Heckman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绿色债券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强化外部监督途径提高企业ESG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所在市场化水平较高时，绿色债券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相较于非重污染行业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对ESG水平的影响更明显；绿色债券对管理者能力较强企业ESG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结论为绿色债券助力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新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作为一种市场化治理机制,能否发挥“激励效应”和“监督效应”,并对企业ESG水平产生影响亟需进行实证检验。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样本,考察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企业ESG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企业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后,企业ESG水平显著提升,此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机制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通过激励企业绿色创新与降低代理成本渠道提高企业ESG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对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和法治化水平较低地区以及国有及高管持股较高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要鼓励企业积极参保,发挥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监督激励效应;强化内外部治理渠道,助力企业绿色发展;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制度设计。     

数字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基于资本结构动态调整视角

如何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挖掘数字金融价值，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是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本文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样本，探究了数字金融对企业资本结构动态调整速度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有助于提升公司资本结构调整速度，该结论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且数字金融对资本结构不同方向调整速度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规模较小及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数字金融对公司资本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与纾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对企业资本结构调整速度产生影响。     

金融改革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

金融改革作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制度，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以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国家设立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能够显著驱动辖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金融改革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在制度环境较高地区以及高技术行业、非国有企业中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机制验证表明，金融改革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在于纾解融资约束和促进企业创新。因此，应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缓解企业资金短缺问题，增加创新投入，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