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保需求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农民工对经济发展贡献巨大,而其面临的生存状况却十分尴尬,这尤其体现在农民工普遍缺乏保障之上.农民工的社保参保率低,原因繁多,本文仅从其对社保的需求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此需求和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偏好以及替代品的可获得性有关.利用武汉大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研究中心2005年武汉市农民工专项调查的数据并结合二元选择模型,本文对农民工的社保需求和反映其收入水平、偏好以及替代品可获得性的系列指标之间的关系做了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从需求角度提高农民工参保率的建议.     

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影响因素探析——以武汉市两所小学调查为例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迁徙和日益明显的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解决好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教育问题,尤其是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的业余生活对社会和个人都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武汉市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问卷统计分析发现,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业余生活丰富与否的态度受生活、学习环境的稳定性,父母的关心程度,以及业余时间的活动内容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论生活环境和家庭经济状况如何,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是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从政府、社会和家庭三方面,对进一步改善农民工随迁子女业余生活提出建议。     

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差距研究

武汉都市圈发展潜力巨大,但经济发展不协调,地区间差距较大.本文利用2000至2004年武汉都市圈九个城市八个指标的面板数据,建立模型研究了其地区间差距较大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     

加班或不加班:农民工的选择还是别无选择

本文采用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研究我国农民工的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关系,发现工作时间的延长虽然可以增加农民工的收入,但其工资率却呈下降趋势,这和基于时间灵活性的补偿工资理论不符。为解释这一现象,使用终生效用函数和客观约束条件的消费—闲暇选择模型,通过对消费和闲暇跨期效用替代的分析发现,农民工工资率和工作时间的负向关系源于农民工无法突破以低工资率为特征的次属劳动力市场,基于时间灵活性的补偿工资理论成立条件不被满足。低工资率进而低收入使农民工更偏好收入而非时间灵活性,而为增加收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不存在高工资率的工作岗位前提下,他们除了加班并接受越来越低的工资率之外别无选择。     

和谐社会建设视角下的农民工市民化

我国的乡城劳动力迁移呈现特殊的二阶段“中国路径”,导致发展经济学的命题和经典理论无法对此做出充分解释,特殊的乡城劳动力迁移现状使我们必须重视农民工的市民化。本文提出了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度量方法,并利用2005年3月进行的武汉市进城农民工情况调查对此进行了实证,最后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建议。     

国家持股制度与国有企业民营化--兼评"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

《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一书所载的“从公司治理结构看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一文(以下简称《从》文)指出了“无论是从正式、显性的激励机制，还是从非正式、隐性的激励机制看，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在解决经营者的短期激励问题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但是，它没有解决经营者的长期激励问题和经营者的选择问题。一个在位经理也许有动力追求短期(但隐藏的)利润，但目前还没有一种机制能够保证只有真正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才会被选为经理。根本的原因在于国有企业的经理是由政府官员而非资本家选择的。政府官员有权选择经理却不需为此承担责任，因此他们没有适当的动力去发现和任命有能力的人当经理。而且良好的业绩并不能保证在位经理能一直干下去，从而经理不可能有长期的激励，以国有股为主导的公司化并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这些弊端。破产在约束经理方面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因为国有银行既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去执行债务合同。为了确保只有那些有能力的人才会成为职业经理并使经理受到恰当的约束，必须把选择经理的权威从政府官员手里转移到真正的资产所有者手中。为此，必须对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进行民营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