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在华直接投资动机与区位因素分析——对秦皇岛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是现代区位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之一。本文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 ,对秦皇岛市 1 3 5个外商投资企业来华投资的动机及其在秦皇岛市投资所考虑的区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根据因子分析 ,外商在华投资动机可以归纳为生产投入与市场动机、生产服务动机、文化联系和感情动机、利用优惠政策和降低投资风险动机、竞争动机以及出口动机 ,而影响外商在秦皇岛市投资的主要区位因素可归纳为城市经济文化环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生产投入供应因素、市场因素以及投入成本因素。同时 ,本文还采用方差分析和T检验 ,验证了各外商投资动机和区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是否因外资企业开业时间、投资规模、投资来源、投资产业、企业经济类型以及是否出口而存在差异。     

中国城市群承载力研究

以中国16个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资源、环境、生态三个维度构建了基于国土开发压力的城市群承载力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对中国城市群的承载力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中国城市群国土开发压力分异明显,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高、区域自然条件差的城市群,区域承载力相对较低,国土开发压力相对较大;第二,城市群国土开发压力的分异主要来自生态维度;第三,城市群的资源紧缺度与资源集约利用度不匹配,部分资源紧缺度高的城市群,资源集约利用度较低;第四,城市群环境压力与治理效率未能实现有效耦合。针对上述研究结果,从经济增长方式、区域协调机制等方面提出了改善建议。     

中原城市群产业投资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以中原城市群各城市间2010~2014年的产业投资数据作为基础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城市间投资联系的空间结构评价指标与模型,通过城市节点的中心度、点入(出)度、网络密度、中心势、核心—边缘模型等来探讨城市投资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内,城市群整体的网络密度偏低,网络中心势相对较大,大量的联系出现在城市群内部少数城市之间;(2)城市群内部投资扩散呈现邻近扩散为主,跳跃扩散为辅的联系特征;(3)城市群现阶段投资联系强的城市基本均分布于河南省内,其他四省城市与城市群内其他城市间具有较弱的投资联系,基本处于孤立状态,投资联系存在较为严重的行政分割现象;(4)城市群投资网络中存在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分布极化现象非常明显。     

贸易中介对于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

文章关注过往演化经济地理学研究中较少讨论的贸易中介。基于2002—2016年中国海关数据,文章不仅关注贸易中介对于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的影响,也对这种影响的异质性进行讨论。结果表明：(1)贸易中介能帮助企业与海外客户建立联系,进而促使企业学习海外产品知识,推动企业的出口产品拓展。(2)贸易中介能帮助企业与本地其他企业建立联系,进而促使企业学习本地产品知识,推动企业出口产品拓展。(3)一般型贸易中介对于企业拓展低技术复杂度产品的促进作用更强,而专精型贸易中介则更有助于企业拓展高技术复杂度产品。在理论层面,研究一方面为经济地理学理解企业出口产品多样化提供了新的证据;另一方面也丰富了经济地理学对于中介主体,尤其是贸易中介影响的认识。而在现实层面,研究也为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新思路,即通过促进贸易中介的发展,推动本地企业的出口产品拓展。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成因与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的重构。本文基于中国省区尺度的制造业数据,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到2008年期间的中国制造业的空间集聚的变化趋势和特征。总体上,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地理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然而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存在显著的产业差异,依赖于特定自然资源投入的产业,地理集聚程度相对较低,而依赖大量中间产品投入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地理集聚度则较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是外资主导并且以出口为主,高度集中在沿海省区。中国的产业集聚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产业地理集聚程度上升进入了加速期,地理集聚程度在2004年左右达到顶峰。本文回顾了中国产业地理集聚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传统的贸易理论、新经济地理学理论和集聚经济理论是理解中国的产业集聚的重要视角,但中国转型经济的特殊制度环境下,市场化、全球化和地方分权对中国制造业业集聚和分散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深化及其在全球经济体中地位的调整,全球力量与地方力量的相互作用将不断重塑中国的制造业地理格局。     

贸易保护背景下中国光伏产业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在绿色革命和能源革命背景下,绿色发展理念受到格外重视,其中新能源产业不仅关乎国民经济健康而且对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有重要意义,然而相关研究并未充分开展。文章以2011—2013年中国光伏产业为例从政策激励和绿色产业特征出发,使用计量方法考察美国、欧盟反倾销、反补贴背景下的产业空间动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光伏产业从东向西依次递减,主要布局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2)欧美国家贸易保护政策抑制了中国光伏产业发展,促使其进一步向长三角集聚;(3)政策激励在全国范围内均能促进光伏发展,其中中部地区作用效果最为显著;(4)环境规制和环境质量仅在东部地区有利于光伏产业,当外部冲击存在时环境规制和环境质量水平高的区域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小。研究认为在对光伏产业的引导中,应重视绿色产业特征、贸易环境以及不同区域的要素条件,合理进行政策配置。     

风险资本、政府引导基金与区域产业演化

当前国际形势下国家间技术封锁与产业“卡脖子”风险愈发严重,如何运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实现区域产业破局已成为研究热点。现有研究探讨了风险资本以及政府引导基金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并揭示了其各自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然而较少有研究关注风险资本与政府引导基金的互动作用,尚未揭示其相互联结并影响区域产业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案例研究,对桂林、重庆等城市产业发展经验以及风险投资企业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探讨,结果发现,风险投资能够为地方企业提供本地和非本地资源,而政府引导基金则在区域产业演化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政府力量的缺乏可能导致本地资源供应不足,致使区域丧失具有潜力的新兴企业,不利于区域竞争力形成。与此同时,以风险投资与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地方多元主体互动过程,有利于在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同时形成政府主体与市场主体互利共赢局面。     

集聚类型与中国出口产品演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

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是现阶段增加国家出口产品竞争力和增长动力的重要课题.本文利用2000—2011年HS4分位数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通过构建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与产品技术复杂度指标,从技术复杂度出发,研究不同类型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出口产品演化的微观机制与作用途径.本文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集聚经济所带来的外部性改善了城市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提高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升级.具体来说,多样化不仅有利于提高高技术复杂度产品进入的概率,同时也显著降低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而专业化增加了高技术复杂度产品退出的风险.进一步地,不同类型集聚经济的影响也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本文的研究表明,在出口转型的关键时期,通过提升城市产业集聚水平,尤其是多样化集聚水平来助推我国出口升级,对于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工业用地价格竞争、集聚经济与企业区位选择——基于中国地级市企业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8年我国地级市新建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将集聚经济纳入地方政府竞争模型,考察工业用地价格竞争行为如何与集聚经济交互作用,共同影响企业的区位选择。研究发现,在全国尺度和东部地区内部,由于集聚经济的存在,土地价格竞争对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十分有限。虽然低地价总是有利于吸引投资的,但集聚经济的影响会超过土地价格竞争的影响,在企业区位选择中起到核心作用。然而,在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进行竞争时,由于集聚经济都比较弱,土地价格成为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要素。     

土地利用变化与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研究

研究探讨2004年中国土地出让制度变革对中国地级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影响.通过计算城市经济增长与土地利用变化弹性系数,分析其空间差异性;构建结构方程计量模型,验证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04～2008年期间,中国城市土地利用变化弹性系数绝对值以大于1为主,东部和东南沿海地区的弹性系数总体小于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土地利用变化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以及土地利用变化存在一定的空间自相关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