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研讨会简讯北大核心

2020年4月2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主办,全球治理研究室、《世界经济与政治》编辑部、国际经济与战略研究中心承办的"疫情后的世界秩序"研讨会在线上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1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发言。     

浅析＂巴西奇迹＂中外资背后的国家能力逻辑

1964年,巴西军政府开创了巴西史上长达21年的军人独裁政治。1968～1973年,在总体奉行的外向型进口替代战略的推动下,催生了闻名于世的＂巴西奇迹＂。因此,在国家能力的视角下,对＂巴西奇迹＂的国家与外资策略进行了探析,提出了理论预期并进行了实践检验。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对赴欧投资企业的影响及应对

<正>《外国补贴条例》强化了欧委会对投资并购、公共采购、货物贸易等领域内反补贴的规制,使欧盟对外国投资合作的审查对象和审查内容更加宽泛。2022年11月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先后通过了《关于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补贴条例》（Regulation on Foreign Subsidies Distorting the Internal Market,下称《条例》）的最终文本。《条例》于2023年1月12日生效,满6个月之后即2023年7月12日开始进入实施阶段,欧盟委员会（下称“欧委会”）自该日期起可启动职权调查。     

展望2021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

2020年,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交织,国际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萎缩,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却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中国政府将有序推进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企业将加强合规经营,维护海外合法权益,开拓合作共赢新局面。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欧盟ESG新规与中国企业“走出去”

<正>ESG投资脱胎于联合国推动的负责任投资原则。环境保护(E)、社会责任(S)和公司治理(G)构成了负责任投资理念的三大价值支柱。ESG投资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资本市场和社会观念自下而上的需求驱动,欧盟是该理念的重要支持者和推动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ESG因素进一步受到重视,欧盟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方式颁布了一系列ESG新规,试图引领ESG投资规则从参差不齐转向统一可靠,以便更有效地动员资本进入可持续发展领域,     

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基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国家能力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预定目标而执行政策的能力。区别于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维度的研究路径,作者从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维度出发,认为新投资者的加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和更为丰富的政策操作空间,使其可以利用议程设置权力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实现自身偏好,从而提升本国国家能力。通过利用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并采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上述观点得到了验证。最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多元化对其国家能力产生正向边际效应的条件更苛刻,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较弱。中东和北非国家是例外,这可能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关。自然资源要素吸引了多元的外国投资者,但该地区部分“食利国家”并未将其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考察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新解释,并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202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势展望

2022年，国际和地区形势深刻复杂演变，粮食、能源、债务多重危机同步显现，经济衰退风险和金融条件收紧改变投资者预期，跨国投资总体疲软。中国有力应对超预期因素影响，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扎实推进，对外投资结构和产业布局不断优化，积极参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稳步拓展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投资合作新亮点，与东道国互利共赢效果显著。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对外投资经营需妥善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把握潜在发展机遇，更好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服务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