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展大陆和港澳台经济协作的设想

<正> 当前国际贸易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贸易保护主义在全球泛滥和贸易区域化日益兴盛。这一新趋势对亚太地区国家来说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个挑战。为此,建立“亚太     

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正> 发展中国家应以什么样的国际贸易理论作为指导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以比较成本、要素赋有条件、自由贸易等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统称“比较优势理论”)是以发达国家的利益和经验为基础的,基本上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不否认其个别原理具有一定适用性)。这些学者在批判旧说的同时,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和利益出发,提出了一套较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这些理论虽不尽完善,但毕竟对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对国际贸易的格局与条件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毋庸置疑,它对于当前中国的外贸发展也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     

重新认识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

<正> 一、对“国家干预与反干许”主线论的质疑从“凯恩斯革命”到“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供给学派革命、理性预期革命),西方经济学在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西方经济由危机到革命、创新,再经过新的危机到新的革命和新的创新,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尽管现在西方经济学尚未形成一个象凯恩斯主义那样的结构完整、严谨的新理论体系,但这毕竟已不是过于遥远的事情了。那么,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是什么呢?我国理论家长期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战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主线是“国家干预与反干预”,具体表现为“凯恩斯主义与反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抗争”。目前,我国几乎所有的西方经济学专著、教科书都是按这一主线来安排理论体系的。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新增长理论”述评

<正>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经历了40—50年代哈罗德-多马模式和60—70年代索罗模式与丹尼森模式的大发展之后,从70年代起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以至在整个70年代几乎没有出现过大的思路和理论体系。但在近年来,增长经济学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理论突破,产生了罗默的“收益递增的经济增长模式”、卢卡斯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和斯科特的“资本投资决定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式”等所谓的“新增长理论”(The New Growth Theory)。目前,“新增长理论”已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普遍关注并已对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影响,表明增长经济学已走出了“沉闷”的时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税收激励会促进企业污染减排吗——来自增值税转型改革的经验证据

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关键内容。本文以2004—2009年中国增值税转型改革为制度背景，研究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这一问题。本文首先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刻画增值税转型改革这一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制，并分解出研发创新效应、清洁生产效应和规模扩张效应三条路径。接下来，以增值税转型改革为自然实验，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税收激励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作用效果。结果表明，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从机制分析看，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激发企业投资活力，促进企业的研发创新和清洁生产，从而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并且，增值税转型改革会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表明税收激励的减排效应并不以限制企业规模化发展为代价。同时，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减排效果对于民营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来说更为突出。此外，增值税转型改革不仅促进了在位企业的污染减排，还导致高污染排放企业退出市场，促进低污染排放企业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整体污染排放规模。本文丰富了绿色发展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为通过科学合理的税收激励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同共进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