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基于产业结构、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选取1978—2008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修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除了第二产业对能源需求产生压力之外,第三产业也表现出了对能源消费的增长势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区域开放指标体系构建和布局优化路径

优化区域开放布局是新时期开放领域的基础性和全局性问题,既涉及不同地理板块开放的相互衔接,也涉及不同产业形态开放的协同发展。通过构建区域开放指标体系,对区域开放布局进行测度,从数据上进一步揭示我国已形成“沿海+内陆+沿江+沿边”开放的总体格局,但区域开放不平衡特征仍然非常明显,东部地区是开放型经济的主要集聚地,开放形态由传统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开放动能更加丰富多元。东中西部地区差距仍在逐步扩大,要处理好一般开放和特色开放的关系,一方面,准确把握国际经贸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按照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积极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国内改革,支持部分地区成为开放合作的排头兵;另一方面,注重发挥各地区独特资源优势、地缘优势和区位优势,实现差异化开放和个性化开放。     

知识产权国际规则的发展趋势及对我国的启示

<正>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我国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之一,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新发展阶段提高我国经济和科技竞争力的重要保障。伴随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国际经贸投资规则进入重构期,笔者认为,我国应更加积极主动地对接知识产权国际通行规则,参与知识产权全球治理,推动构建开放包容、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加快建设“四边联动、协调推进”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中美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2002～2009)

本文采用2002-2009年季度时间序列数据,运用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动态研究了人民币汇率[1]波动对中国向主要贸易伙伴--美国出口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本文所研究的时间段内,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远不及美国季度国内生产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显著.据此可以判断,当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出口贸易影响有限.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三项政策建议,期望引起相关决策部门重视.     

中国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年-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的计量检验

利用了1978-2009年之间的碳排放量和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人口密度以及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等时间序列数据,分析了人口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的内在机理和动态机制。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对碳排量存在正的效应;而城市人口密度和城市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从长期来看对碳排量存在负的效应。提出了几项政策建议,期望引起相关决策部门的重视。     

中国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地区层面的视角

选取1978年～200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之上,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方法,对中国以及中国分地区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并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从各个地区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结果却不尽相同。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两个方面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美国政治、经济形势及推进中美双边合作的政策思考

中美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前景可期,但短期内美对华政策并不会出现根本性转变,中关“战略互疑”将长期存在,特朗普“新经济”政策将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建议强化与特朗普政府的沟通与协调,将基础设施合作打造成“重头戏”,做好中美贸易摩擦应对预案并增强自身经济发展后劲,推动形成中关合作最大公约数,逐步画出中美利益最大同心圆.     

我国“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基本思路

当前,国际方面受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逆全球化浪潮与大国博弈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利用外资面临严峻挑战;国内方面部分领域开放程度与外资预期存在差距,政策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区域间发展有待进一步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需持续推进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进程,着力打造市场化、法制化与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多方位切实优化企业保障服务,积极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放平台的制度创新作用,持续推动重大项目落地实施,统筹区域发展,主动布局,全面加强国际合作,以高质量利用外资推动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     

世界主要国家应对突发事件和管控重大危机的经验及启示

当前,我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到了最吃劲的关键阶段,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分析总结美国、日本、欧盟等国应对突发事件和重大危机管控的主要做法,把其相关经验和教训转化成“为我所用”的具体政策篮子,对于当前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

2020年以来,世界经济在深度衰退中缓慢复苏前行,呈现出“三低一高”(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高债务)的特征,但全球性扩张和周期拐点尚未到来,前景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未来一段时间,疫情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常量与变量交织、困难和挑战叠加,增长、利率、价格、贸易、投资、产业链、多边主义、经贸规则等八大关键变量可全面揭示出我国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荡源和风险点,“十四五”时期,须密切关注上述领域动态变化,居安思危谋长远、未雨绸缪早当先,精准施策稳住经济社会基本盘,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加快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