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从历史到未来

从中日综合国力的角度考察,2000多年来中日关系史的特点在于,两国从“中国强日本弱,以友好交流为基调的强弱型”关系到“日本强中国弱,以弱肉强食为基调的弱强型”关系,现在正向着双方都趋于强大的“强强型”关系发展。从中日经济基础的角度考察,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以来,中日关系从当时的农业国与农业国的关系变为“农工型”(“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关系,又随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变为“工工型”(“工业中国、工业日本”)关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从综合国力对比的角度考察中日关系绝非“模糊历史是非”,恰恰是抓住了两国关系的要害这就是中国在历史上对日本“以强扶弱”和日本在近代史上“恃强凌弱”。今后,中日关系走向强大的“强强型”绝非意味着两国必将走向对立或对抗。预计在今后较长时期将可能出现3种状态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各国相互协调;日本继续自外于亚洲并与中国形成“强强对抗”;不能吸取侵略战争历史教训的日本方面的强硬导致刺激另一方转向强硬。从中日国家利益的分析看,两国关系形成“强强对抗”的可能性很小。     

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本因素北大核心CSSCISSCI

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中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和平周边关系中,日本因素基本上起到了正面作用。在中国对外经贸关系中,日本因素在诸外国因素中的重要性长期居首位;在中国借鉴外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中,日本因素成为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重要来源;在中国争取外援的过程中,日本对华援助总额在提供支援的发达国家中居首位。今后,中国在继续深化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因素仍具有提供经验、合作共赢的积极意义。     

国际政治环境变化与中日关系

冷战的终结、美国全球战略的调整以及中国“崛起”的世界影响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最主要的国际政治因素。这3个因素的互动,促使日美两国选择中国取代苏联作为同盟关系所要针对的共同潜在目标,这成为中日之间政治关系冷却、相互猜疑加深的一个根本原因。然而,中日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是现实存在的,而在导致两国政治关系冷却和紧张的原因中,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心理的和情绪的成分。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必将成为中日关系新的共同战略需要和两国关系的纽带。     

析日本的“技术立国”

企业提供了八成科研经费 日本研究开发投资一大特征就是全国的科研经费近80％由民间企业负担，而美国的科研经费中，政府负担近50％，其中国防部负担近25％。日本防卫厅2001年负担研究开发经费1600亿日元，占全国包括民间在内的科研经费总额（16．9万亿日元）的1％，与美国形成鲜明对照。     

从一条街看日本经济

在日本走过不少街道,有的很热闹,有的很冷清。其中,或许是名古屋市的一条商业街更适合作为当前日本经济的一面镜子。笔者之所以熟悉这条街,是因为不久前笔者赴日考察,作为名古屋市立大学的客座研究员,在日本的三大工业区之一——中京工业区的中心城市名古屋生活了两个月。     

重温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年轻时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留下印象最深的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最近 ,带着研究国际关系中的问题 ,重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一文 ,又一次享受到那段充满精辟哲理的语言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 ,相反 ,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我们研究、思考当今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极为重要、锐利的思想武器。我们在处理国际关系时要坚决摈弃“意识形态”至上的思维 ,坚定维护作为社会存在的“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安全与经济因素是影响和决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而在以和平…     

日本围绕处理不良债权问题的论争

1.关于不良债权对经济影响的论争。如何判断不良债权问题对经济的影响,关系到如何确定“处理不良债权”与“刺激经济景气”这两种政策的优先顺序。对不良债权对经济影响的观点分歧,主要表现在不良债权与经济低迷两者的因果关系上的对立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不良债权导致银行“惜贷”甚至“逼债”,致使企业投资活动受     

围绕日本改革的政策论争

从桥本内阁至小泉内阁 ,日本政府在“改革优先”路线和“景气优先”路线之间摇摆不定 ,争论十分激烈。当前日本改革的政策论争基本上是围绕“结构改革—经济景气—抵抗势力”这个三角关系而展开的。在改革与景气的关系方面 ,呈现为“景气优先派”与“改革优先派”的论争 ;在景气对策方面 ,人们围绕扩大财政支出、减税、缓和金融、日元贬值等对策争得不可开交 ;在改革政策方面 ,围绕处理不良债权、税制改革、设立特区等的论争也十分激烈。通过剖析上述论争 ,可以看到影响和阻碍日本改革的深层次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