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竞争、信息披露与公共政策的走向

公共政策是调节各方面利益关系的产物,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来影响公共政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通过与某些决策的相关信息部门形成某种利益纽带。利益集团在相互竞争中形成某种制约性的力量,公共决策机制的设计就要充分利用利益集团之间的相互制衡,以达到公共权力分散和牵制的效果。     

外资企业环境绩效的探讨——以上海市为例

本文采用上海市企业的排污和经营数据,分析了内外资企业的环境绩效。我们的研究表明外资企业有更高的环境绩效;然而,外资企业并没有在排污口末端去除更多的污染物,相反甚至更少。这反映了外资企业低的排放主要是因为更清洁的生产过程,而不是因为更多的污染物去除。因此,我们认为外资企业更高的环境绩效主要原因是他们具有内在先进的、清洁的生产技术。     

制衡或对立：游说竞争与信息管道的效率

本文讨论了在公共决策的信息管道设计中，制衡性原则能否有效地抵御外部利益游说冲击。对立性的利益集团通过对信息部门的利益俘获实现对公共信息披露的操纵，从而改变公共政策的走向。当社会中对立利益集团游说能力差别较大时，多元化的信息管道可以更有效地避免政策被利益集团俘获；在对立利益集团游说能力相当时，多元化的信息管道会导致过多的对立和信息操纵。此外，信息管道的多元化虽然会降低公共政策走向的偏离程度，但也可能会增加公共决策的信息损失。     

公共决策中的信息披露与利益集团游说

公共政策影响到各方面人群的利益，而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可以通过游说来影响公共政策，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他们可以提供相关的信息，也可以与提供决策相关信息的部门形成某种利益纽带。合理的公共决策机制需要同时激励信息披露和控制政策偏向。     

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管制：价格与质量的社会权衡

文章讨论了同质单一公共服务覆盖面的管制问题。不同消费者存在异质的偏好，这种差异会影响公共服务的管制方式和目标，此时管制不仅是协调消费者剩余和经营者利润，而且还涉及到服务价格和质量的权衡。本文分析了公共服务最优覆盖面的决定因素，并考察了垄断和不同管制方式对公共服务覆盖面的影响。     

员工才是企业真正的创造者——“我的一个创富经典”系列故事（2）

金田集团发端于20多年前的一个乡办小厂，1986年10月，我在江北区妙山乡担任工办副主任，奉乡党委、政府之命，来到连年亏损、只有7名职工、12万元固定资产、却有18万元债务，被当地人喻为“刺棚缝”的这家乡办小企业。20年后的今天，这个濒临倒闭、几成废墟的妙山砂轮厂，已经成为了中国企业500强，2009年，金Ⅲ集团实现销售收入210亿元，利税达到7亿元。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信贷配给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信贷配给理论模型，利用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分别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信贷配给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三种机制缓解农业信贷配给：一是通过改变金融机构成本结构，促进规模效应的发挥，从而改善农业信贷配给；二是通过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促进金融服务下沉，改善农业信贷配给；三是通过提高违约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