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跃随机波动的阈值模型风险值的贝叶斯估计

文章基于一类跳跃随机波动的阈值模型风险值估计贝叶斯分析,在给定先验分布下,以马尔科夫链蒙特卡洛方法估计模型中的未知参数,并给出了MCMC模拟算法,进而讨论了风险值的预测。根据模拟结果,我们得知,如果没有考虑金融时间序列的外生冲击导致的跳跃行为,将会高估风险值,因此考虑跳跃行为后,将增加风险值估计的精度。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基于促销投资的非对称信息供应链契约研究

利用了委托代理理论和最优控制理论,分析对称信息和不对称信息两种情况下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供应链契约。零售商进行促销投资,在对称信息情况下,制造商以批发价作为线性契约来协调供应链系统,批发价是促销投资的减函数;在非对称信息情况下,制造商以批发价和补贴作为非线性契约的协调机制,而批发价和补贴都是促销投资的增函数。     

政治联系、资本结构与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

本文以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表现出的产能过剩为研究背景,从政治联系和资本结构角度入手探讨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的发生机制。结果发现:政治联系和资本结构是影响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的重要因素,并且这些因素的影响因产权性质而异。其中,政治联系显著加剧了国有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而资本结构则是推动非国有房地产企业过度投资的关键因素。究其原因,国有房地产企业的政治联系更有利于获取政策资源,同时也更易受到政府发展意志的影响;相比较,非国有房地产企业并不具备政策上的比较优势,其投资扩张更多的依赖于资本杠杆驱动。     

PPP项目投资对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的影响——基于土地资本化的传导渠道

文章主要考察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项目投资对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的影响,采用2012-2017年210个地级市的PPP项目及匹配城市特征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PPP项目投资额资本化到地方政府土地收入后,提升了地方政府城投债发行能力,缓解了地方融资约束;第二,PPP项目实施提高了地方政府城投债发现能力,传导渠道如下:PPP项目投资额资本化到土地收入中,政府通过抵押土地收入从而以更低的利率发行更多的城投债;第三,与其他固定资产投资相比,PPP项目投资额资本化到土地收入的比例更大,其对城投债发行提升作用更显著.本文政策建议如下:虽然PPP项目间接提高了城投债发行能力,但其主要依赖土地融资模式,需要警惕其带来的债务风险.     

基于引力模型的省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研究

基于引力模型,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的凝聚子群分析,对31个省（区、市）的创新产出空间联系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我国省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主要集中于京津冀和长三角一带,呈现出严重的分布不均状况,具有较强的区域集中性和空间依赖性;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作为区域创新产出引力较强的节点省（区、市）,对周边区域的创新产出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总体来看,省域创新产出空间联系并没有形成贯穿东西南北的交叉网状结构,中心省（区、市）数量较少且分布不均,辐射范围有限。基于此,提出加大区域创新投入、减少区域创新产出联系的政策性障碍、营造区域创新产出联系的良好环境等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浪潮下,传统产业深度融合的数字化转型成为企业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 2008-2020 年创业板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数字化转型对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降低融资约束,渠道机制研究还表明提高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融资成本、加强创新能力可以缓解融资约束。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微观层面的股权质押、股票流动性及外部环境层面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均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运用工具变量法、PSM-DID 弱化内生性问题后,以上结论仍然稳健。本研究丰富了数字化转型经济效果的相关理论,为更好地运用数字化转型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提供引导与启示,兼具理论与实际价值。     

互联网、创新要素流动与区域创新能力差异

基于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探究互联网对区域创新能力的直接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创新要素的流动的中介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互联网直接促进了区域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其对东中部地区的推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另一方面,互联网通过影响创新要素流动可以间接作用于区域创新能力,但在不同区域的表现差异明显。在东中部地区,互联网通过推动创新要素的流动进一步提升了区域创新能力;在西部地区,互联网对创新要素流动产生负向影响,导致该地区创新能力有所下降。     

预防性储蓄、不确定性与制度变迁

<正>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无疑是由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各种收入与消费的不确定性,以及体制,政策,消费环境等方面带来的不确定都影响着消费者的储蓄和消费行为。与此同时,各项改革措施如房改,车改,养老,教育制度的实施,使得家庭储蓄还担负着多重责任。从长远上看改革有益于经济发展,但在短期内,无疑增大了居民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对未来有着较强的不确定性预期,在储蓄中预防性储蓄占了很大的比重。因此,本文将主要从预防性储蓄及其不确定性,制度变革几个方面,定量检验中国居民的预防性储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