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臭氧污染全域空间动态跃迁与局部空间驱动差异

作为臭氧污染治理的重点区域,提升对长江经济带臭氧污染的时空变化认知和探寻污染产生的主要驱动因素成为实现协同治理的两大基础性关键问题。基于2015—2020年长江经济带各地市的臭氧浓度监测数据,运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研究长江经济带全域空间臭氧污染的特征与时空变化过程,应用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长江经济带臭氧污染格局变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探究其局部空间的驱动差异,进而提升对长江经济带臭氧污染的科学认知。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臭氧污染格局整体呈现东高西低态势,重污染区域由下游向中上游扩展;臭氧污染的空间相关性逐年增强,且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空间演进特征;臭氧浓度的时空跃迁具有较强的空间依赖性,但整体呈现一定的转移惰性;地市空间尺度的臭氧浓度时空跃迁驱动类型存在差异。上海、长沙等中下游城市表现为开放-城镇化驱动型;贵阳、昆明等上游城市表现为科技-绿化制约型。从上游至下游臭氧浓度的时空跃迁呈现出“同向制约—逆向发展—同向发展”的递变格局。     

推动空间竞合的区域高质量发展“双碳”机制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将开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将引发区域空间经济系统的变革。区域空间是“双碳”目标实现必须依托的空间载体,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转化速度、碳市场调节能力及区域主体责任分配等区域因素的不平衡与不协调,使得区域碳排放格局、碳汇能力、隐含碳转移等在空间上均呈现出较强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区域异质性的现实基础决定了“双碳”目标在空间上不可能同步同频推进。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整体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需要依托于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竞合“双碳”机制这一根本内核与现实载体,从空间上重构区域竞合联动的空间协同新秩序。“十四五”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期,需要充分发挥制度规划的多方响应、市场运作的多维激励以及保障体系的多点支撑作用。要以政府规划实现为引领、以产业基础优化为内容、以能源消费调控为控点打造制度环境机制;以碳汇权益交易为核心、生态价值转化为渠道、多元治理普惠为驱动优化市场运行机制;以财税政策支持为基础、绿色金融服务为助力、技术创新协同为关键完善保障支撑体系,构建推动空间竞合的“双碳”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