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误区

对于我国来讲,工业现代化和信息化是同步进行的,标准化工作的环境和条件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存在很多显著的差别。文章从我国企业涉及标准战略的几次重要历史案例入手,探讨我国标准化工作中存在的误区,从而提出改进的政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专业化集聚与多样化集聚的比较视角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制造业的重要集聚区和发展排头兵,如何通过提升制造业集聚水平,实现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提升,是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2007—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衡面板数据,探究长江经济带制造业不同模式集聚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制定长江经济带制造业发展政策提供更加精准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无论是专业化集聚还是多样化集聚,人力资本、金融发展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城镇化水平都可以显著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水平提升,而政府干预有助于提升多样化集聚水平。基于研究结果,提出通过优化人力资本配置、构建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完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长江经济带制造业集聚等对策建议。     

全球化与创新管理发展——2009首届技术创新管理与政策国际研讨会观点综述

2009年11月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主办首届技术创新管理与政策国际研讨会,本次会议以全球化与创新管理变革为主题。与会代表就全球化趋势下,新经济环境生成、新产业运行规律和企业竞争力变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全球化对创新管理的推动作用,提出企业创新管理需要与全球化的环境相适应等观点。     

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的全球价值链调整及其应对策略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促使制造环节的创新功能凸显、增值能力增强和要素投入升级,进而提高了制造环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地位。新型制造技术的使用正在重构发达国家制造业的竞争优势,伴随着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对全球价值链制造环节的参与程度有所提高。全球价值链调整导致中国制造业面临更加不确定的外部环境,同时又为制造业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提供了机会窗口。中国应谨防过早“去工业化”,通过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高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创新能力、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深度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策略应对全球价值链调整。     

贸易环境变化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研究前沿综述

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和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中美贸易摩擦趋于常态化,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如何应对新挑战成为重大课题,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研究兴趣。对该领域的研究前沿进行综述,并对未来研究方向进行展望表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赶超与攀升无疑是此轮中美贸易摩擦的"催化剂",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制造业的赶超态势,但其负面影响也在逐步显现。中国依托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实现制造业高速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转变制造业贸易方式、推动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利用对外直接投资主动整合资源和加速制造业服务化,是中国制造业应对贸易摩擦和提高分工地位的有效途径。未来研究应更多关注中美贸易摩擦的"典型事件",并基于客观数据分析其影响;从宏观视角向微观视角拓展,系统跟进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的现实影响;适应环境变化,关注中国制造业深度嵌入全球创新链的策略。     

技术创新收益机制研究前沿探析

随着开放源和中间技术市场等更加复杂的知识分工形式的不断涌现,可收益性和收益机制迄今仍是国外技术创新研究领域最具挑战性、最活跃的研究议题。本文在对技术创新可收益性概念尤其是收益机制的概念、问题和研究发现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重点探讨各类制度性收益机制和策略性收益机制的经济学内涵以及不同机制之间的替代性和互补性问题。本文认为,衍生制度性收益机制设计以及将制度性收益机制和策略性收益机制置于统一框架下的研究,是未来该领域进行理论拓展的重要方向。     

经济效率的决定框架:技术、资本与闲暇——兼对日本和丹麦的实证检验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在考察增长时主要关注其规模与速度,本文认为随着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日益重视,经济效率问题同样需要关注.本文注意到,传统增长模型主要涉及工作时间内的生产,但闲暇时间不但对工作时间形成替代,其中的活动还对个体素质及其工作效率有互补作用.为此,本文将闲暇时间引入内生增长模型,并用"时人均GDP"来衡量经济效率,建立经济效率模型,模型显示:受教育时间和闲暇时间是影响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作用是非线性的.随后,通过引用跨国数据对模型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经济效率的最主要决定因素是技术因素,其次是受教育时间,闲暇时间最初对经济效率有负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加有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     

人机融合制造未来进化新思考

<正>虽然工业生产已经进入大量使用机器的阶段,但到目前为止,人与机器之间都不能说是完全和谐的关系。人与机器的不和谐关系主要由三个障碍造成：第一个障碍是机器只能理解由代码编写的专业语言,因此不能直接接受非专业人员的指令;第二个障碍来自机器的高度专用型,这与具有学习能力和工作柔性的人类形成鲜明对比;第三个障碍是机器的运转对人具有危险性,严苛的人机隔离规章制度保护了工人,却也杜绝了人与机器的深度交流与协作。全新的技术和工艺正在彻底改变人与机器的关系,更柔性化和模块化的设计、对人类更友好的保护装置、更加精准的传感器得到广泛应用。最重要的,在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加持下的更强纠错能力和使用人类语言的人机交互方式,不断促成人与机器的关系在制造现场变得更加和谐。     

工业化后期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研究

从"十二五"开始,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新阶段,将在未来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工业化的方式也将由依靠增量投资的平推式工业化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立体式工业化。在这一特殊的发展阶段,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进入了信息化推动的技术升级阶段,表现出与信息化深入融合、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相互促进、与第三产业发展全面融合的趋势。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的政策重点由"整顿"转向"提升"。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技术基础,优化外部环境的同时形成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为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的积极作用,还要加强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财政政策和人才政策的结合。     

工业化后期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研究

从“十二五”开始,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新阶段,将在未来实现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的转型,工业化的方式也将由依靠增量投资的平推式工业化转向依靠技术进步的立体式工业化.在这一特殊的发展阶段,传统产业改造与升级进入了信息化推动的技术升级阶段,表现出与信息化深入融合、与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相互促进、与第三产业发展全面融合的趋势.在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和产能过剩问题严重的情况下,传统产业的政策重点由“整顿”转向“提升”.未来,应进一步强化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的技术基础,优化外部环境的同时形成企业转型升级的内在动力.为最大限度发挥政策的积极作用,还要加强产业政策与科技政策、财政政策和人才政策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