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地税合并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改善

作为税收征管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国地税合并对于企业的投融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系统考察了国地税合并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显示,国地税合并显著抑制了企业“短贷长投”倾向,即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得以改善。作用机制检验证实,国地税合并一方面显著提高了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了企业流动性约束,表现为企业现金持有增加、股利分配和资本支出减少,另一方面显著提升了企业的信息披露质量,从而缓解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地税合并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改善作用在融资约束严重、盈利能力较弱和面临较强税收征管力度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结论表明,国地税合并不仅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纳税遵从度,而且可以抑制企业的“短贷长投”倾向,对于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实现有效投资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社会信用环境改善降低了企业违规吗?——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以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为准自然实验,本文采用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违规行为。实证发现:第一,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抑制了企业违规行为;第二,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显著降低了企业违规倾向和被稽查的可能性。同时,社会信用环境改善也显著降低了信息披露违规、经营违规和企业管理者违规;第三,这一抑制作用对于非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较差、内部控制质量较低以及营商环境较差地区的企业更为明显;第四,社会信用环境改善影响企业违规的机制包括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以及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五,社会信用环境改善有效降低了企业经营风险和破产风险。     

智慧城市建设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国家智慧城市建设是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将智慧城市试点设立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双重差分估计结果显示,企业所在地成为智慧城市之后,其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下降,即智慧城市建设可以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作用机制证实,智慧城市建设促使企业的信息透明度和经营绩效提高,进而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进一步研究发现,智慧城市建设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抑制作用在不同类型企业中具有差异性,具体表现为在抵押品较少、数字化程度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结论不仅为智慧城市建设的积极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而且对于如何有效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地税合并能够降低股价崩盘风险吗

本文基于2018年国地税合并的准自然实验,将税收征管的研究边界扩展至资本市场领域,在评估国地税合并对我国税务机关征管现状改善效果的同时,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考察国地税合并这一税收征管模式变革对我国金融市场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国地税合并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降低。异质性分析表明,国地税合并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在内部治理水平较差、外部监督水平较低和地区法治环境较差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国地税合并提升了企业的信息透明度,促使企业更加及时地确认与披露企业相关的负面信息,最终使得股票价格不易受到坏消息集中释放造成的负面冲击,有效平滑了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研究为理解税收征管活动对金融市场稳定的影响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也对现阶段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互联网+、普惠金融与技术创新:影响机制及经验证据

“互联网+”与普惠金融深度融合对技术创新具有重要影响。通过系统阐述“互联网+”与普惠金融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基于2006-2016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互联网+”通过规模效应和竞争效应促进技术创新;普惠金融通过激发社会底层动力和内在活力推动技术创新。由于东中西部地区互联网发展存在巨大差异,“互联网+”在东、中、西部地区对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出现明显的区域分岔。进一步研究发现,“互联网+”与普惠金融确实具有较强的联动性特征,其形成的交叉作用加强了“互联网+”对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税收激励、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劳动生产率——来自2018年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证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本文将2018年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税收激励如何影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进而作用于其劳动生产率。研究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抵扣比例提高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生产率,而且该效应在税收负担较高、融资约束严重和劳动密集型企业更为明显。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该政策显著增加了高素质职工规模,即人力资本升级是该政策促进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核心作用机制。进一步讨论还发现,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抵扣比例提高显著改善了企业经营状况,但对员工工资和劳动收入份额无显著影响。不过,得益于人力资本升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显著增加。本文结论表明,针对企业人力资本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够精确、有效地激励企业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进而推动企业高效发展。     

政府欠款清理、流动性约束与民营企业稳就业

在国家不断强调“稳就业”的政策背景下,本文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为主要脉络,系统考察政府欠款清理如何影响民营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以期为如何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基于双重差分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政府欠款清理促使民营企业的劳动力雇佣显著增加,且这一效应在融资约束严重、成长性较高和制造业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证实,政府欠款清理促进民营企业劳动力雇佣的核心机制在于流动性约束缓解,具体表现为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下降、现金持有和应付账款减少、以及股利支付增加。本文结论表明,在政府欠款清理影响企业劳动力雇佣决策的过程中,流动性约束缓解效应扮演着重要角色,这对如何激励企业稳定现有就业并创造新就业岗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社会信用、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来自“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证据

在实体经济增速放缓的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解读企业金融化加速现象值得深入探讨。本文基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政策背景,采用2012～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社会信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信用环境加剧了企业金融化,这一结论在进行大量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促进企业金融化。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制度环境较好地区的企业中,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更为显著。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位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地区的企业,金融化有效降低了经营风险。政府应扩大信用城市试点政策覆盖范围,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同时,也要因地施策考虑企业所有制、行业、地区等差异,以更好地对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产生的积极作用。企业要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背景下对实体经济投资和金融资产配置进行合理分配,兼顾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和实现企业利润的双重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