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文化、认知偏差与消费行为偏差

本文放松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在行为经济学双曲线贴现模型框架下,以"自我控制"认知偏差及相应的模型参数设定对东西方消费文化差异进行了技术表达,进而阐明了消费过度(欧美国家)和消费不足(东亚国家)这两类消费行为偏差的形成机制。本文采用全球48个国家和地区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以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作为消费文化的替代变量检验了文化与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在解释东西方消费率差异时,预防性储蓄等传统理论的解释力远低于不可观测的国家个体效应。儒家虚拟变量和性生活指数能分别解释国家个体效应的28%和58%。这表明消费文化等不随时间改变的个体因素比传统变量更能解释各国居民的消费差异。实践层面上,双曲线贴现模型中锁定技术能有效纠正"自我控制"认知偏差,从而消解儒家文化对消费的深度抑制,可为扩大内需政策创新提供思路启发和技术支撑。     

效益成本比极高的投资——刺激大脑享乐中心

一般而言，一项投资的效益成本比如果能够达到一年1．1以上（每年百分之十；相当于十年2．6以上，百分之一百六十），就是非常好的投资。有一项投资的效益成本比，比这个数字多几百甚至几千倍!这就是发展刺激大脑享乐中心的机件。     

后危机时期中国扩大内需政策辩析

后危机时期,为拉动世界经济发展,东亚尤其是中国扩大内需被寄予厚望。但是否增加内需就只能鼓励消费？鼓励购买汽车是否是刺激消费的＂好＂政策？本文对此进行了辨析。     

快乐应是人人与所有公共政策的终极目的

快乐是绝大多数人（若不是全部人）的终极目的,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但对它的关心与研究很不足够,尤其是经济学者。不过,近十多年来,已经有许多经济学者研究快乐问题,也有许多研究快乐问题的文章在一流经济学期刊发表。对此,笔者感到很欣慰,因为笔者认为,快乐不但是人人的终极目的,也是唯一理性的终极目的。因此,快乐也应该是（但未必是）所有经济政策与所有其他公共政策的唯一终极目的。对这道理的认识与推广,有助于大量减少无谓的痛苦,有助于避免应该最终为快乐服务的道德、原则、法律、主义等被野心家与局部利益团体或个人所利用,从而违背大多数人的长期快乐。     

你要多快乐

衣食足而知礼义。温饱之后，重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否能够增加人们的快乐，是很自然的。怎样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增进人们的长期快乐？这是当今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居住在哪里更快乐

如果有要结婚的一对男女朋友,一个在大城市,一个在小城镇,他们应该选择居住在哪里?快乐研究的一些结论,是否能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从经济与社会等因素看,大城市提供比较多的就业、交友、娱乐等方面的机会,但房价比较高,交通堵塞比较严重,人际关系比较淡漠,可说各有长短,很难一概而论。社会学者Louis Wirth在1938年的一篇论文中认为,大城市不只是提供经济与社会机会,也会造成城市病     

平均成本定价、报酬递增和最优产出:比较家庭生产和市场生产

使用同时含有市场生产和家庭生产的模型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忽略管理成本和间接影响（如寻租）的条件下，即使家庭和市场部门都具有报酬递增条件，并且没有事先存在的税收，向家庭部门征税以便给市场部门提供补贴仍然是有效率的。因为作为价格接受者的消费者，不会考虑大量消费通过报酬递增或固定成本的公共品性质所带来的平均成本以至价格降低的效应，这会导致市场部门的生产不足。而补贴则可以抵消这一生产不足。在市场生产内部，向固定成本更高、产品间替代弹性更低（差异化价值更高）、偏好的重要性程度更低的部门提供更多的补贴是有效率的，因为这些因素都会增加报酬递增的程度。     

为什么要学经济学？

《经济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总第42辑）的卷首语是李俊慧博士的一篇短文《为什么要学经济学？》。在论述学经济学不能赚钱，不能成为企业家，也不能经国济世后，李俊慧说：“我不知道别人的答案是什么，但我所见过的，我觉得最能反映我心声的一个回答，是英国著名的女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话：我学经济学，是为了不会受经济学家的骗!”     

如何善用经济学这副小孔透视镜？

最近读到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的一句显然必须商榷的话(下详)，引发对经济学用处的思考，愿和读者们切磋。     

关于国际主流经济学学术规则的对话

黄有光、杨小凯教授都是蜚声国际经济学界的华裔学者，熟谙主流经济学的各种游戏规则。本刊征得黄有光教授同意，刊载杨小凯先生生前与黄有光教授曾在《香港新报》全文发表过的一次对话，以飨众位“茶友”，也借此悼念英年早逝的杨小凯教授。本刊此次发表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