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信服务还是腐蚀效应:论金融科技等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的风险信号

提出行业性风险暴发的"腐蚀效应"理论,即存在着一种特殊的行业风险暴发过程:行业中各个企业的倒闭是沿着企业的资质链从低到高的顺序发生的.该过程的存在得到了数据回归证实.对于科技金融等新兴行业,警惕和积极防范腐蚀效应,对防范行业性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客户信任高度依赖的新兴行业,如金融科技等,最容易出现腐蚀效应.因此,在一度高速膨胀的网络贷款领域出现腐蚀效应具有一定必然性."腐蚀效应"的存在也否定了当前把网络贷款行业大面积爆雷的原因归咎于其开展"增信服务"的普遍观点,真正引发风险的原因是网络贷款行业中的企业资质参差不齐和无序竞争造成的无谓成本的大幅增加.从政府对行业的管理视角来看,在促进行业发展时不忘记防范风险十分重要.这在实质上是对制度-制度接口的设计问题.因此应当以制度设计理论来指导防范风险政策的制定,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中石油存续公司财务管理模式初探

文章通过综合分析各类影响因素，并借鉴历史经验教训，考虑其现实条件和管理要求，认为中石油存续公司适宜采取集权式财务管理。并从财务机制、财务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和创新，制定并实施相关的保证措施，以确保集权式财务管理体制能够有效运行。     

新时期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滑坡成因分析——以物流专业为例

近年来,高校教师职业道德滑坡现象明显,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局面-文章指出:高校职业道德研究不深入,职业道德教育抓得不严,社会不良风气不断侵蚀,高校学生素质整体下滑,教师引进把关不严,考评机制不合理等是主要原因。     

公路建设中路线方案多属性决策方法的研究

路线方案的比选是公路建设项目前期的一项重要工作,直接影响着项目建设能否达到预期的目标以及项目投入运营中的使用效果,如行车的安全性、舒适性、快捷性等。进行路线方案比选时,要考虑路线的线形合理性、对周边地区环境影响,项目经济效益、施工难易等多种因素对影响。本文在分析路线方案比选复杂性的基础上,对多种决策方法进行对比,选择TOPSIS法作为路线方案的决策方法。算例的结果表明该方法应用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事件营销在邮政经营中的应用探讨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巧妙地借助甚至制造一些能吸引媒体和社会公众注意的“新闻事件”,以提高企业知名度,促进产品或服务销售,往往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这种营销方式被称为“事件营销”。邮政作为社会公用性企业,其服务对象遍布社会各阶层,与公众生活联系密切,而且邮政服     

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乡村社会控制--以清代徽州的棚民活动为中心

从明后期开始进入徽州地区的外地棚民，利用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各种经济活动。在当时的社会条件制约下，此类经济活动耗费了大量的资源，破坏了徽州农村的生态环境，损害了地方和国家的利益。针对这一问题，清代徽州乡村社会各种民间力量和官方联合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驱禁棚民运动，取得了预期效果。     

注册会计师诚信征信系统的框架设计

诚信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基础。但近年来,国内外一系列财务报告舞弊案使注册会计师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理论界、实务界和监管层为此提出各种改进措施,如果将诚信档案建立在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并将其功能系统化,就可构建出注册会计师诚信征信系统,使注册会计师的诚信状况处于实时动态监控之中。征信系统是收集个人或企业的信用和其他信息,经过整理与分析之后,以信用报告、查询结果等形式提供给有关各方,以控制授信人风险和惩戒失信行为的一种信息系统,同时也是一种敦促个人和企业诚实守信的社会经济机制。注册会计师诚信征…     

户籍歧视对劳动报酬差异的影响

在我国，户籍歧视是形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它不但通过阻碍劳动力流动造成城乡收入差异，也会促成农民工和城镇工人之间劳动报酬的差异。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多年的数据，对我国户籍歧视影响劳动报酬差异的程度进行计算和分析。结论表明，近几年户籍歧视现象并没有明显改观，政府在制定相应政策时，仍需关注这方面的问题。     

美国房地产投资证券化的组织模式及其借鉴

在我国实行房地产投资证券化既有市场需求，也有客观需要。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不动产证券化的国家。美国不动产证券化的主要形式有“不动产投资信托”和“有限合伙“两种，并各具特点。我国应借鉴其合理因素，为加快不动产发展步伐提供制度支持。     

Purchase‐role structure in Korean families: Revisited

This opportunistic research has been made possible by the financial crisis that struck much of Asia in 1998, and was followed by a rapid recovery in 1999. Previous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to study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decisions in Korea during the 1997–98 period. By adding one more set of data points, for 1999, it is possible to conduct a 3‐year, longitudinal study to revisit the structure of family decision making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economic crisis experienced during this period. The major finding is that more joint decision making occurs under economic stress, although the effect is mitigated by the economic circumstances of the respondent and involvement level of the product category. © 2003 Wiley Periodicals, I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