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分散程度、审批制度改革与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基于市级行政审批中心成立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性举措,审批制度改革通过打破行政垄断、缩短投资审批流程,有助于提升微观企业经营灵活性。本文选取1999—2017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在Hayek(1945)的当地信息优势理论框架下,将市级行政审批中心的成立作为准自然实验,考察审批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国有企业投资效率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提升,表现为企业新增投资与投资机会间的敏感性显著提升,且在投资机会信息分散程度更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经过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仍然成立。横截面检验显示:(1)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相比,审批制度改革对市场化程度更高地区的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显著;(2)与中央国有企业相比,地方国有企业受审批制度改革的影响相对更大。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抑制了国有企业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结论既有助于揭示当前简政放权产生的微观经济效应,也能够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提供证据支持。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公司信息披露与高管减持

资本市场频现的减持可能出于高管自利性动机从而破坏市场公平交易，因而迫切需研究其治理机制。本文基于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发现，公司购买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能显著抑制高管减持，该结论经PSM、工具变量等检验后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表明，第一，信息披露机制厘清了董责险能有效减弱高管的相对信息优势并抑制其出于自利性动机的减持行为；第二，董责险会增加高管减持成本并降低其自利倾向；第三，董责险抑制高管减持的作用在外部审计和法律监督较弱时更为显著，表明董责险是对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有效替代；第四，安慰剂检验显示，董责险能抑制高管而非大股东的减持，《证券法》修订和股份解禁的制度性冲击也表明，董责险主要针对高管自利性动机减持而非流动性管理动机减持发挥治理作用。基于保险机构作为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的视角，本文揭示了高管减持的制约机制，并有助于增进对董责险治理效应的认识。     

审批制度改革与公司权益价值

基于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将审批制度改革纳入实物期权分析框架的实证研究表明：第一，审批制度改革能强化企业资本逐利动机，即当面临好的投资机会时，审批制度改革能够促使企业及时扩大投资，执行增长期权；当面临较差投资机会时，审批制度改革能够促使企业及时缩减投资，执行清算期权。第二，审批制度改革能促进企业增长期权价值和清算期权价值的提升。拓展性检验表明，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资本逐利动机的强化作用在投资机会信息波动更大以及下游企业（即投资机会信息更分散）的样本中更显著。在作用路径上，第一，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削减企业家与政府打交道等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并增加企业家经营管理的时间。第二，审批制度改革能够显著减少企业投资的审批时间。第三，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审批制度改革显著加剧了地区竞争程度。上述结论意味着，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审批制度改革，并高度重视信息在政府放权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从而持续助力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