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我国城市化动力机制及政策选择

新时期我国需要继续推进城市化,这对于产业结构调整、启动内需和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总结过去30年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基础上,针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本文分析了城市化动力机制演变及下一阶段的政策路径选择.文章认为,释放内需市场、消除阻碍要素流动的制度障碍和提倡低碳城市是我国新时期城市化发展的基本途径.     

回顾过去 总结经验 展望未来 开启新篇

时光飞逝,岁月流金,伴着鲜花和喜悦,招商银行哈尔滨分行已经走过了两载峥嵘岁月。两载春秋,两度寒暑,磨砺了我们激情创业、永不服输的品质,积淀了我们艰苦奋斗、理性发展的文化底蕴,铸就了我们令人欣慰、骄人瞩目的业绩两年时间,7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哈尔滨招行人励精图治凝聚智慧,倾注汗水,辛勤耕耘,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我们经受了竞争的洗礼,创造了骄人的业绩,得到了社会各界及广大客户的认同和赞誉,招商银行哈尔滨分行如同一只出土的嫩芽,在龙江大地上绽放了一丝新绿。这两年,是我行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一幅波澜壮阔的…     

张江建设新一代孵化器的思考与建议

如果说高科技园区是带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引擎,企业是地区经济活力的源泉,那么,孵化器就是催生企业、培育科技企业家的基地。孵化器在世界上的出现,至今也个过50年左右,在中国的兴起也只是十来年的时间。十几年来,我国孵化器发展势头迅猛,昭示了她蓬勃的生机,并预示她必将成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途径。在2002年7月12日上海复旦张江生物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研发基地的揭幕仪式上,时任市委常委、副市长周禹鹏对孵化器的建设和发展有过精辟的指示:“市委市政府‘聚焦     

走读英国:从制度习俗看城市发展

上海世博会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多达246个,还有18家企业馆。每一个展馆都试图通过建筑和展示物向观众解释什么是更好的城市生活,可以说是五花八门,精彩纷呈,从地域特色、文明成就、建筑形态、内部陈设、环境理念、科技手段、现场互动各个方面,想方设法标新立异。如果有人问:城市是什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又经历了哪些过程?有些什么功能?它起些什么作用?达到哪些目的?我们该如何回答?从走读世博到走读英国,作者试图找到自己的答案。     

城市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文献纵览和本土需求

与国外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已步入较为成熟阶段的状况相比,我国学者在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领域里,还刚起步。这种状况,与有效解决我国快速城市化带来的严重城市社会问题的迫切要求差距甚大。本文的一个有限的目标,是把我国目前值得关注的城市社会问题当作问题导向,有针对性地选择国际上有关城市社会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主要研究期刊和研究机构,较为系统地把它们介绍给关心中国城市社会问题的读者,以方便进一步深入研究。     

基于开发区形成、发展、转型内在逻辑的综述

开发区是改革开放过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产物。发展至今,开发区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引擎"。开发区为何成立,因何顺利发展,又缘何需要转型,转向何处是在贡献之外更应该重视和思考的。开发区每一步发展背后的内在逻辑是探究的重点。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开发区形成、发展和转型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以探究开发区的运行规律,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支持。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与空间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

通常，经济学家研究的或是资源配置和宏观景气，或是经济制度及其运行；城市经济学家则侧重研究企业或居民的选址，与空间建立了联系。到目前为止，在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领域，关于经济转型与空间演变的图像尚不清晰。本文尝试对此进行概念分析，通过讨论政府竞争和企业选址的动机，以及人地矛盾和信息冲击，揭示要素流动及其空间分布的背后机制，透视长三角城市群将可能怎样发展？     

企业家的政治期待

面对普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和责任,企业家是否拥有自己虔敬的政治期待？应该是有的。在西方,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告诉你说,他是为利润生活的。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商人伦理也不是金钱至上的。中国传统中有"义利之辩",商人精神里包含"济世"的使命感,更有所谓"儒商"和"商而优则学",近代中国有许多人奉行"实业救国"的理念。当代中国更有许多人是"弃官从商",因为谈改革不如干改革,他们干得很成功。中国人从骨子里潜孕着"士忠于道"的文化传统,一个人有了一些社会地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方面有成就,他就可能从传统中很自然地接过"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义承当。当然,企业家还是企业家,他们造福社会的方法就是把企业做好。一些企业家不说企业家该说的话,而是动不动就唱高调,办企业不是向市场看齐而是向政治口号看齐,这一类型的企业家事实上是最缺乏理想和政治期待的。 做企业的人清楚,单纯的经济环境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出完善的公司,公司的合法结构和它的目标依赖于商业文化和商业的组织结构,而这些东西又依赖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精英的文化价值观念。因此,企业家有理由希望企业、社会和政治之间在信念上形成相当同质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