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关系的再审视——基于“脱实向虚”背景下的融资激励视角

利用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在实体部门“脱实向虚”态势形成的背景下,从融资激励视角重新审视政府研发支持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关系。经验结果表明,政府研发支持对企业创新能力具有激励效应,且该效应在融资约束较严重的企业更加凸显。内外部融资激励效应分析表明,政府研发支持释放了审查认证和技术认证的双重信号,前者发挥“引导效应”,弱化了企业“脱实向虚”倾向,从内源融资上正向影响企业创新能力,后者通过带动外部资金产生“杠杆效应”,从外源融资上激励企业提升创新能力。进一步的联合中介效应检验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的信号传递机制。此外,经过PSM+DID估计、多期DID估计以及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文章结论验证了政府研发支持在企业内外部融资渠道拓展中的关键作用,强调政府创新政策的设计应以市场机制为基准,发挥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引导作用。     

地方政府行为、融资约束与企业研发投入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政府干预和融资约束的企业研发决策模型,从融资约束的视角考察地方政府行为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遭受融资约束程度越深,政府干预程度就越低,企业研发投入也越少。在此基础上,运用2008-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支持了理论部分的主要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问题显著抑制了企业研发投入,政府干预则显著提升了企业研发水平,融资约束在政府干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中起弱化的调节作用。在政府干预程度较低地区或在民营企业组,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的抑制作用较大。结合企业规模和企业年龄的分样本回归结果显示,中小企业、年幼企业的融资约束问题更加突出,中小企业和成熟企业的政府干预程度更深。本文的研究对理解现阶段中国企业研发的融资困境、弱化金融扭曲、促进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具有启示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杠杆率分化——来自资产可逆性视角的审视

本文根据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和行业出售、处置固定资产数据测算资产可逆性,并利用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季度数据,实证检验资产可逆性如何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企业杠杆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资产可逆性是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影响企业杠杆率分化的关键渠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每增加1个单位,资产可逆性渠道引起的企业杠杆分化程度增加0.29个百分点,且这一杠杆分化效应在契约环境水平较低的地区更为凸显。机制分析表明,融资需求效应和融资供给效应是资产可逆性渠道发挥作用的具体机制。进一步,与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特征的对比结果显示,随着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升,企业杠杆所有制结构分化现象不再明显,但企业杠杆的资产可逆性分化现象仍然显著。另外,本文进行了DID估计、替换性检验以及排除规模歧视解释等稳健性检验,发现核心结论仍然成立。本文结论对深入理解经济转型期中国企业的杠杆分化具有启示意义,有助于解决“去杠杆”政策的结构优化问题。     

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是否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兼论创新集群“中心—外围”结构的技术互补效应

本文根据2011年科技部启动实施的“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工程”来设计准自然实验，采用2007—2016年中国城市层面的独特数据，实证考察国家高新区“以集群促发展”政策对所在城市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显著提升了城市创新水平，且经过系列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上述基准结论依然成立。政策差异化视角的研究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培育政策对城市创新的激励效应明显弱于试点建设政策。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国家高新区实施创新集群政策通过政策效应、协同集聚效应和信号传递效应三种机制影响城市创新。进一步讨论发现，创新型产业集群政策具有明显的“中心—外围”结构技术互补效应。本文的研究对国家高新区制度设计及产业政策体系变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