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大会模式

公民大会模式为在现代世界建立某种真正的民主开辟了一条道路,普通人可以就重要或带根本性的政治事务展开严肃深刻的商议,并在搜集证据、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作出决策；人民本身而非特殊利益集团可以控制提议或议程设置过程.公民大会体现了直接民主的两个核心要求:一是允许对未来的立法进行公开的公共商议,尽管是在规模不大但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公民组织中进行；二是允许选民整体批准或认可立法.同时,公民大会模式还提供了两条宽广的改革路径.首先,它提供了一个把民选政客排除在某种决策之外的模式,既具有独立性与公正性,又可以形成处理棘手问题的高超技能.其次,公民大会提供了一条在某种程度上兑现“民治”这一古老民主承诺的路径.简言之,人民需要可以视为“己出”的框架法,公民大会路径既可以证明公众创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同时又不至于陷入公投或神秘主义的泥淖.     

我国能源管理亟需更高的法律出台

能源战略事关国计民生，能源供需形势日益严峻，能源行业条块间的责、权、利需要法律的限制与规范，相关能源专项法律、法规不能涵盖的方面需要更高层面上的《国家能源法》去解决。     

能源管理的重点在于企业要理性消费

我们国家要在能源管理研究中思考怎么样实现理性消费。没有理性消费，就永远只能是抱怨国际能源涨价了但同时又不得不付出更高的成本。     

中国如何产生自己的德鲁克

作为管理学教授，必须经常不断地、反复地走向社会，对企业进行诊断、咨询，从企业得到最强的信息，之后用我们的思想和观点，提出我们对中国问题的建议。这是当前中国管理学、经济学特别缺乏的。     

随机遴选、共和自治与商议民主

通过对比文艺复兴早期的佛罗伦萨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参与和商议机制,本文分析了随机遴选作为政治代表的挑选机制的必要性、民主正当性、重要作用及其积极效果.商议民主可以提高公共政策的效率和正当性,可以较好地平衡民粹主义倾向,也可以平衡超凡领袖的支配.但由于其内在的困境,商议民主无法唱独角戏,必须与参与民主结合起来,二者都是修改政治代表涵义这一更广泛演化过程的一部分,二者相结合可以提出一些有可能克服代议制政府种种局限性的方案.随机遴选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必要,它有助于改进代表、商议和自治的质量,其正当性与代议制民主或者直接民主的正当性相容而非对立,长远看来大有可为.     

基础的基础:认证与国家基本制度建设

无“知”无以“行”,国家行动需要认证基础.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税收服从、基本社保体系和社会经济干预能力上的强弱差异,常为人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这些国家认证能力的差异.本文试图建构国家认证能力的理论体系.可以说,认证是国家行动最为基础的环节,认证能力是国家基础能力的基础,有效的认证体系是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基础.社会知识越是繁多,社会问题越是复杂,国家越需要全面的事实和统一的规范,越需要建构有效的认证体系.如果不能让绝大多数人进入认证体系,也就无法准确把握绝大多数人的需求与期望,无法切实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不仅会削弱各类政策的针对性,加大执行成本,拖延国家基本制度建设的进程,长远看来,也会损害人们对现行体制的信心.     

如何做优秀的战略家

“战略规划的两件大事,一是找出正确的问题,二是正确地解决问题。找出正确的问题,最需要的是对观念和思想的前提进行反思。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一个企业,可能犯的最大的错误是前提和假设出错。”本期商业思想家论坛承接上期论题(军事战略与企业管理),邀请专家学者从战略目的与战略方向、创新体系的创建、军事战略与企业战略等等三个角度,分析战略规划的两大主线,反思如何做优秀的战略家,如何适时适地地止步,促使企业的发展更具宏观视野,更有前瞻眼光。     

代表:回应与标示

公共代表可能是回应性的,也可能是标示性的.理论家们一直关注前者,忽视后者.本文从抽象理论推演、政治思想传统与政治实践三个层面纠正这种偏差.标示性代表也许不是选举产生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公共控制,他们为公众服务的独特方式彰显其民主效用及必要性,因此具有很强的民主正当性.如果人民充分占有信息,公民大会可以很好地标示人民会如何处理特定议题；在很多领域,其标示效果比民选代表之间达成的共识更好.在民选代表的利益可能诱发自利性不稳定的领域,法定官员可以为如何最好地服务公共利益提供可靠的保障.最后,私人总检察长可以迫使所有其他代表,不管是民选的还是非民选的,都恪守符合共同体宪法或其他规范的标准和利益.     

构建与社会利益相容的激励制度

人们通过各种各样的组织构成社会，企业只是公民之间为了得到合作收益而结合起来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包括最近十几年的国有企业民营化，都是为了发挥社会组织和社会个体在创新上的信息优势。在此意义上，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是协调的。但是超过一定限度后，二者之间在技术上就可以相互替代（trade—off），企业追求自我利益的行为可能造成对公众利益的侵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