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义田与乡治

拙作《论明清时期福建家族内义田的发展及其社会背景》论述了明清福建义田发展的大体情形,并指出义田有超出家族发展的趋向。本文拟从乡治角度分析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以及义田发展对清代福建乡治的影响。 一、清代福建义田发展的社会原因 清代福建义田的来源广泛,包括了官捐、义民捐、商捐、诸生捐、僧捐和义节之妇捐等,其中,商捐又成为这一时期义田发展的显著特点。许多人由贫致富而纷纷兴办义田,成为当时时尚之所趋,其中蕴含了丰富的社会原因:     

从社会控制角度研究社会救济的成功之作--张文著《宋代社会救济研究》评介

过去曾与张文先生有过一次接触,我就深深地为他正在从事的社会救济研究所吸引.事隔一年多之后,我就获赠他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专著《宋朝社会救济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拜读之后,很受教益.     

元明清政府海洋政策与东南沿海港市的兴衰嬗变片论

一、政府对海防的重视和对海洋的开放政策是元明清时期沿海港市兴盛的保证元政府采取了比较开放的对外贸易政策 ,允许各国商人自由来中国做买卖 ,元世祖时 ,“诏行中书省左丞梭都、蒲寿庚等曰 :诸番国列居东南岛砦者 ,皆有慕义之心 ,可因番舶诸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 ,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 ,各从所欲。”① 正是在这一政策下 ,沿海许多港市发展起来 ,如江苏刘家港亦因为有广阔的腹地而成为贸易港口 ,这里番商云集 ,外通琉球、日本等国 ,号称“六国码头”。元政府于至正三年 ( 13 4 2 ) ,在太仓设立庆元市舶分司 ,专管海外贸易。明代刘家港…     

“外患纷起”与明清福建家庭组织的建设

笔者曾在《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中指出：福建家族组织的发展“除了与中原文化传统有关外，更与当时福建各不同地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联。”①本文则旨在探讨“外患纷起”与明清时期福建家族组织建设之间的关系。一、政府政策、官员与家族建设明政府的海禁政策是明统治者较多地从政治考虑而制定的政策，也体出了传统农业思维的深刻影响。他们把维持传统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作为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对于海禁政策，各不同阶层各不同人等各有自己的认识。即使是位尊九五的皇帝也不是同一个面…     

从《问俗录》看明末清前期福建社会风习

明清时期是福建海洋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政府积极加强对福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管辖的时期。莅闽官员多来自内陆,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为政方面则体现出改造海洋社会文化、纳福建于传统儒家文化圈的倾向。当然这其中包含了儒家文化与当地海洋文化的交融和协调。陈盛韶的《问俗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内陆官员为官于闽的一种轨迹的个案,也为我们认识福建社会发展史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文本。     

宋以来义田发展述略

以宋为转枢,中央对社会基层的控制由直接转向间接,“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成为国家基本的经济政策,贫富分化的缺口从此大开。有识见的封建士大夫力图效法先秦,积极寻求对社会基层实行有效控制的方略。有的并见诸于行。如韩贽“推所得禄购买田赡族党,赖以活者殆百数”,“向子諲,相家子,能修饬自见于时,友爱兄弟,置义庄赡宗族贫者”,“汪大猷,好周施,叙宗族外族为《兴仁录》,率乡人为义庄二十余亩以为倡,众皆欣劝”,铅山刘辉“哀族人之不能为生者,买田数百亩以养之,四方之人从辉学者甚众,     

清代安徽士人健讼与社会风气——徐士林《守皖谳词》的解读

徐士林守皖期间审理了大量案件,其中有不少属于士人健讼方面的案件,显示出安徽地方虽然教育发达,但因为士人往往无法缘秀才资格而升格,遂沦为地方社会的健讼者.他们凭借自己掌握了一些知识,勾结官府,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制造了许多毒化社会风气的事端.徐士林本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为政理念,秉公处理了一批这样的案件,使社会正气得以弘扬,刁讼之风得以抑制.他本着从宽原则,最大限度地挽救了一批士子.有时采用罚款的形式,将所罚款项用于修葺学堂、寺观,力求教化世人.对士子的处理时常公布于州县学,亦是要起到警戒的作用.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人文关怀

中国社会经济史,顾名思义就是要将社会与经济相互结合,研究经济制度要与研究经济制度的形成、运行与变化相结合(要自下而上,也要自上而下)。研究理性行为要与研究非理性行为相结合。一、应加强对社会与经济的结合的研究。简单的GDP衡量肯定是有偏颇的,衡量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指标是综合性的,既有经济性的指标如GDP等,也包括人的寿命、幸福指数等等。     

回归文献与历史现场:重审汉水流域城市样貌的若干成说——鲁西奇著《城墙内外》评介

鲁西奇教授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汉水流域府、州、厅、县城的形态与结构"的结题成果<城墙内外>由中华书局于2011年1月出版,全书共47万字.     

论明清时期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福建官民绅商僧孝节等各色人等都加入了兴办义田的行列,从而使义田越出家族界限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内发挥作用,这便促进了明清福建民办社会事业的大发展。 一、桥渡路井的大量修造 修造桥渡路井是地方的基础公共事业。在唐以前是靠官府收入由地方官吏督办而成的,但唐以后封建政府的这种职能随着对地方直接控制的松弛日益削弱,而这些公共事业却不能因此而废止。于是从宋代开始义民兴办义田投资于修桥设渡挖井辟地就得以发展起来,福建多北方移民,聚族而居,而福建又地形复杂,山多水众,造桥设渡需要较多的开支,这都为义田的发展创造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