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金融脱媒与信用货币创造

近年来,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快推进和基本完成,中国以银行理财和互联网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迅猛发展,传统的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的数量型货币调控效果日益下降.本文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为例,从信用货币创造理论出发,构建了考虑金融脱媒情形的货币供给和货币乘数模型,并利用中国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金融创新和金融脱媒使传统以银行存款为媒介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更为复杂,进一步扩大了存款的货币乘数边际效应,货币供给的可控性更加困难.在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深化发展的当下,中国的货币政策亟需向价格型调控转型,本文对此提供了理论支持.     

全球金融危机后菲利普斯曲线的扁平化——特征表现、 理论成因及启示

菲利普斯曲线是宏观经济研究和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基础.本文在对传统菲利普斯曲线理论简要回顾的基础上,基于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对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特征和成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发现,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通胀动态机制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菲利普斯曲线呈现扁平化特征,这主要受到通胀目标制下通胀预期被锚定、 金融危机后价格刚性上升、 劳动力市场结构改变、 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 消费者偏好变化、 厂商生产结构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虽然对于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的讨论仍存在争议,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但总的来看,菲利普斯曲线扁平化反映了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内在结构变化,对货币政策制定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一研究对探讨中国新常态下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通胀动态机制,分析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约束和结构性特征的变化,完善基础数据统计和中国菲利普斯曲线研究,推进中国货币政策框架转型,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自然利率估算方法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利率管制的基本放开,货币政策亟需由传统数量调控向以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模式转型,自然利率将为中央银行利率决策提供重要依据。本文在简要回顾自然利率理论的基础上,对近十多年国外自然利率估计方法的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对单纯时间序列统计计量法、基于金融市场方法和基于经济学模型方法等主要方法进行述评的基础上,指出当前中国自然利率估计研究存在的不足及完善的主要方向。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     

大资管、影子银行与货币政策传导

近年来,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快速发展,逐渐进入“大资管时代”。大资管的发展使中国式影子银行的特点逐步显现。本文对传统银行和影子银行的金融摩擦进行了深入刻画,并建立含有影子银行和传统银行二元金融结构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通过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内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影子银行形成的非正规金融市场使我国金融双轨制日趋显著。由于目前我国资产管理业务发展仍不规范,影子银行的金融摩擦高于传统银行。影子银行形成的非正规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价格型货币政策的传导效果。未来需进一步规范资产管理业务发展,完善我国影子银行体系。有一种理论认为,利率双轨制是利率市场化改革一个重要环节,依据本文结论,双轨制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利率调控体系,下一步应加快利率双轨并轨,融合二元金融结构,进而加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低(负)利率政策:理论基础、政策实践及其影响分析

金融危机以来,低利率、低增长和低通胀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常态.通过对各国(地区)低利率政策的作用机制及其影响进行系统性阐述发现:从作用机制看,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大规模开展了低利率政策实践,在流动性效应、预期效应和期限结构理论的基础上,低利率政策通过利率走廊机制和多种渠道传导到实体经济;从政策效果看,低利率政策短期来看对于提振市场信心、缓解金融市场波动具有积极的作用,但边际效用递减,政策传导效果不佳,不利于长期经济增长,而且低利率可能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低利率(零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货币环境进一步扩大,虽然稳定了金融市场,但进一步限制了中央银行的政策空间.研究结论对于我国不断健全与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相匹配的货币政策框架具有重要启示.在全球低利率的背景下,我国应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正常的货币政策区间.这对于增强我国内生发展动力,提高消费市场潜力,推动金融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并进一步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募投管退问题限制我国风险投资支持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存在复杂性和偶然性,特别需要风险投资和私募投资基金的长期支持。对杭州、合肥、深圳、上海、北京等地的调研发现,我国股权投资在募投管退四个方面仍存在不足。一是长线资金配置比例低、地方财力有限、国际资金减少等导致募资难;二是国有资本主导,市场化资金不足,地方政府替代市场职能导致投资存在隐忧;三是审批式监管导致项目管理限制过多,监管不确定性较大,税收等优惠政策落地存在难度;四是退出渠道不畅,上市趋紧,并购退出占比低。为加强对科创企业的长期资金支持,需从完善长期资本投资机制、健全政府性基金管理运作机制、优化监管与考核、畅通股权投资退出渠道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股权投资市场。     

最优外汇储备与金融对外开放改革

在对当前最优外汇储备估算方法进行简要述评之后,本文利用具有中国经济特征的开放条件DSGE模型,对中国最优外汇储备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2004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已超过对外支付和审慎预防性需求的最优规模,并从2014年开始向最优数量收敛.对不同改革情形下的最优外汇储备估计、外部需求脉冲响应和社会福利的比较分析表明,无论何种汇率安排,由于居民外汇资产配置效应和利率平价机制,资本开放下的最优外汇储备数量大多低于资本管制情形,经济在出现外部需求冲击时能够更迅速地恢复均衡,社会福利也明显高于资本管制情形;而且,资本开放汇率浮动的完全改革情形下的社会福利最高.尽管最近两年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下降迅速,但当前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仍高于最优外汇储备规模,这对未来中国全面加快推进金融领域对外开放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     

数量规则还是利率规则？——我国转型时期量价混合型货币规则的理论基础

本文对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兼顾数量和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实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在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效用模型的基础上,从理论上阐明了货币数量规则与利率价格规则的等价关系,并构建了符合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数量与价格混合型货币政策规则。这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货币政策转型时期的量价混合型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相关推论表明,正是由于数量和价格混合型货币规则,在利率低于均衡水平的情形下,中国的货币增速并未引发恶性通胀;修正的物价稳定泰勒原理表明,利率调整幅度小于通胀变化仍能够实现物价稳定。对中国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和推论结果。在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和流动性格局逆转的当下,货币政策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日益上升,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