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ICT企业的创新转型对政府治理的挑战

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数字化转型成为产业变革的主旋律。国内外领先的ICT企业呈现扩张生态版图、布局新硬件产业、深挖数据产品开发等创新转型趋势。以这些新趋势为代表的ICT与其他领域的融合杂交对政府治理提出新挑战,需要政府适应新变化,反思已有的治理方式,主动调整政策着力点。     

国家创新体系视角下的数字平台垄断现象及其治理策略

数字经济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数字平台企业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代表性产物,凭借双边或多边市场特性汇聚海量用户和数据,在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应在不突破底线的前提下,从多维度把握鼓励平台健康发展与防止平台垄断之间的平衡点,以大国科技博弈和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视角,权衡加强创新产出和反垄断规制间的关系,秉持“促创新、强监管、守底线”原则健全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明确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的动态调节标准,创新反垄断调节方法,建立数字平台垄断现象治理动态调节机制。     

我国量子通信产业化的发展趋势及实践思考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首次将量子通信研究列入重大科学计划,十八大以来,量子通信更受到政、产、学界的高度关注,取得了一系列技术研发和应用的重大突破。当前,美国、欧盟和中国在量子通信的理论和应用层面各有优势,鉴于量子通信领域对于国防安全的重要性和产业化的高风险,中、美、欧陷入是否推进产业化的"囚徒困境"中,我国将面临创新资源、技术路径选择、市场规则和推广等诸多挑战。针对量子通信的领域特殊性及其产业化进程中面临的挑战,政府需要反思已有的体制机制、管理模式,并主动采取措施,持续加大公共创新资源支持力度,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同时为不同技术路径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机会,逐步推广量子通信技术产业化发展。     

美国科技军民融合的特点与启示

军民融合发展可以在推动国防建设的同时提升经济实力,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赢。科技军民融合是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点。本文通过梳理美国近年来"民参军"的新举措,分析NASA、DARPA、DIUx等机构在创新投入模式、科技成果转化、人才梯队建设等方面实施的新举措,为我国进一步促进"民参军"发展提供了诸多有益的启示。我国应在政府层面进一步简化行政流程,在项目层面充分利用全社会资源,建立动态调整机制;同时,需要完善国防科技成果转化的服务体系建设,推动科技成果军民应用。     

海外投资推动企业创新的经验、问题与启示研究 ——以中国化工集团为例

自2004年组建以来,中国化工集团采取"技术合作+反向并购"方式打造利益共同体,通过聘请职业经理人团队提升企业国际化运营能力,先后完成了包括收购瑞士先正达在内的9次大规模海外投资,形成了中国化工海外投资模式。这种模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化工集团的创新发展,使其成为全球化工行业的翘楚。通过梳理总结中国化工集团海外投资中的经验与问题,对我国企业如何通过海外投资推动创新发展进行反思。基于中国化工海外投资模式的具体做法、遇到的问题、推广局限性及潜在风险提出相关建议:以"技术合作+反向并购"作为纽带建立长期合作的利益共同体;加强政府间沟通与交流,消除政府扭曲市场的行为误解;积极实施创新人才交流项目,放宽企业、科研机构在人才方面的政策等。     

智带:智能经济时代逆转全球化的力量

“智带”的出现使得全球制造业“大本营”正在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回迁,成为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逆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倚仗。本文在梳理促进欧美智带形成的关键技术、总结智带共性特征的基础上,剖析我国智带发展的困境与挑战,并针对智能经济时代制造业的形势变化提出启示和建议。     

从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看美国联盟体系的演变及对我国的潜在影响

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协议的推出有着深刻的全球化背景,美国联盟体系基于国内税制改革和维护其跨国公司利益的综合考虑推动跨国企业税务制度协议达成。这将强化美国联盟体系建设,巩固其对全球技术经济长期发展的影响力。协议的推动落实可能导致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规则“锁定”效果进一步加强,中国甚至有被孤立在全球产业链外的风险。我国需要积极参与协议规则、标准、适用范围等具体环节的讨论,以数字化利润分配问题为切入点,寻求与欧盟、“一带一路”国家深入合作的机会,加速深层次嵌入全球产业链和融入全球科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