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家的权利主张

在哈佛大学商学院高级管理班上,著名的国际经济学教授Dick Vietor问大家,在市场经济国家中,哪个国家的金融秩序最乱?有的说中国,也有的说是印尼、阿根廷;哪个国家的金融家职业生命最不确定?大家一致说是中国;哪个国家的政府对银行管得最严最狠?大家说是中国。教授用手做了一个杀头的动作,说,为什么这个还不能解决问题呢? 中国银行业在这1O年中发生了国际银行界所罕见的大规模的、连续不断的,越来越大的案件。这种情况不是发生在似乎监管较弱的时期,而是撤了一批,抓了一批,关了一批,杀了一批的强金融监管的时期。这个时期,高层管理对银行的强硬态度和强硬的方针以及政策,在国际银行界当中是很少见的。     

在香港亲历“不良资产”

1998年2月,在亚洲金融风暴刚开始时,我去香港嘉华银行任总裁兼CEO。嘉华银行是香港上市银行,我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不良资产。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组织了三个小组来梳理,最后确定有大约70亿左右的不良资产。当时,嘉华银行的贷款才200亿,这就是说,不良资产率达35%。     

解读2004年的中国金融政策

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台,仍延续着计划体制下的传统,年初布置工作并发布金融政策。2004年的金融工作重点有三,一是控制新增信贷总量的增长,二是稳定汇率,三是国有银行的改革。     

政府管制与金融家的权利主张

从技术上分析,中国的银行已在整体上破产蔡重直:西方媒体或者是两方经济学家在谈到中国经济问题时经常讲:国有企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就业问题,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三把利剑。这三个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处理不好,部可能对中国经济造成灾难。研究一下世界的银行破产史,可以说基本上是由于不良资产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呆坏账"造成的。所谓技术性分析及其基础,就是会计学分析和一般的国际银行界标准。银行业务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它贷出的钱几乎全部是存款人的钱,所以,银行资本金哪怕微小的侵蚀,     

对“注资两行”三大疑问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再对话

现在仍把中国金融界新生再造的机会寄托在注资外嫁上，这是中国金融家和政策制订者的集体悲衷     

对“注资两行”的三大疑问——关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再对话

现在仍把中国金融界新生再造的机会寄托在注资外嫁上,这是中国金融家和政策制订者的集体悲哀     

中国为什么没有金融中心?

从一般意义上讲,目前的中国似乎并不缺少金融中心,北京、上海、广州、西安,这一系列城市和一系列定位的金融中心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然而,目前中国出现的所谓的金融中心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金融中心,抑或怎样才能称的上是金融中心?中国金融先锋人物、中信集团董事蔡重直先生在本刊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大连市政府、东北财经大学联合举办的“振兴东北”金融高层论坛上为我们做出了精辟的解释,编者特将蔡先生的言论整理如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深邃的目光深入到了到了一个常人从未涉足过的层面,这就是:我们在“管理哲学”上存在着一直未能真正触及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向所有业界人士推荐此文的主要用意。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探讨

<正>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金融进行了一些有意义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在金融理论上也有所进展。主要是,承认信贷、利率是调节经济的有力杠杆;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专业银行为骨干的金融体系;信贷活动进入了固定资产领域;实行了浮动或差别利率和“择优扶植”、“以销定货”的利率和信贷政策;对多种信用形式和工具的运用进行了小范围的试验等。但是,这几年银行改革只单纯着眼于完善原有的信贷计划管理体制,修补纵向分配资金管理方面的漏洞,局限于分权、集权和组织机构等行政方面。改革的步子迈得还不够大。面对蓬勃发展的商品生产、经济体制改革和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金融改革陷入了被动局面。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公共财经政策与“财技”

政府的公共财经政策应该是企业的道德榜样,不当的“财技”运用是有代价的     

中国的金融高管为什么频频“不忠”？一个非主流的代理人道德标准讨论

为什么代理人会对委托人“不忠”?近年来,中国企业界、特别是金融界出现了相当数量的落马高管。几位知名的,如金德琴、朱小华、王雪冰、刘金宝、段小兴、梁小庭、徐士荃等等。如果回忆这十年,我们所认识的大大小小的行长、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的老总、信用社的主任有多少能保齐全身的呢?其实,不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