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集中度与股价崩盘风险：火上浇油还是扬汤止沸*

客户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重要客户是否对供应商的经营决策、财务决策以及风险产生影响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和实务问题。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的角度研究客户集中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客户集中度越高,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低。这表明,整体上客户集中度有助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缓解。进一步研究发现,客户集中度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治理作用主要源于供应链整合而非客户议价能力。这表明,客户集中有利于公司与客户之间供应链整合,进而降低公司的经营风险和信息披露风险,最终缓解股价崩盘风险。     

“惩一”必然“儆百”吗?——监管处罚间接威慑失效研究

上市公司监管在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改善资本市场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高管联结的情景考察监管处罚间接威慑的有效性及其实现机理.研究发现,监管处罚发生后,违规公司财务错报明显减少,而其违规高管联结的未违规公司财务错报反而明显增加.深入研究发现,监管处罚发生后,违规高管更可能从未违规公司离职;但同时,积极发表否定意见的独立董事也主动从未违规公司离职,审计师对于未违规公司中高企的执业风险未有效调整审计决策.由此,上述公司治理的负面变化超过了正面调整,最终导致监管处罚间接威慑失效.最后,监管处罚间接威慑失效导致这些未违规公司的公司价值受到减损.综上表明,监管处罚要实现“惩一儆百”的治理效果,有赖于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协调配合.这对于监管层完善上市公司监管制度以提升上市公司质量、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具有重要启示.     

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与银行信贷决策——基于高铁通车准自然实验的检验

地理距离对经济主体行为决策的影响是新经济地理学领域的经典话题,文章以高铁通车准自然实验为契机,实证考察了地理距离对银行信贷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通车后,开通城市企业获得的信贷规模更大、期限更长、成本更低,并且这一关系主要体现在非城际高铁通车或高铁节点站点通车的情况下。机制检验表明,高铁通车通过改善信息环境促使企业获得更为优惠的信贷条件。进一步检验发现,高铁通车后,开通城市企业更可能向非关系银行、异地银行贷款,并且这些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下降、投资—投资机会敏感性上升。上述研究结果表明,高铁通车缓解了银行与企业间的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构建交易型信贷关系并获取优惠的信贷条件,获取信贷资金的企业也抓住投资机会将资金投向有价值的投资项目,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最终得以改善。     

审计监督、国资监管与国有企业治理——基于审计官员国资监管背景的研究

在全面深化国企改革的背景下,尤其是近期政府机构改革将国资委的经济责任审计和外派监事会职责划入审计机关,审计监督在国资监管与国企治理中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文章从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出发,考察了审计监督的国企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能够提高国有企业的会计信息质量,这一结果在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经历越久、审计监督力度越强以及国企内部的公司治理机制越薄弱时越显著,而地方主政官员干预会弱化审计官员的审计监督改善国企治理的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审计官员的国资监管背景还能减少国有企业的真实活动盈余管理,提升创新绩效,最终增加公司价值.文章从审计官员角度深入阐释了审计监督在国资监管和国企治理中的作用机理,研究结论对于监管层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审计监督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基于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

作为一项强有力的政府监管措施,政府审计的作用及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话题.文章利用2009-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角度,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政府审计的外部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在政府审计实施后,被审计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显著下降.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上述结果依然存在.进一步研究表明,政府审计通过促使被审计公司及时披露负面信息,缓解了公司股价崩盘风险;此外,政府审计越频繁,其缓解股价崩盘风险的作用越强,而且政府审计还存在溢出效应,未被审计中央企业在审计事件发生后的股价崩盘风险也出现下降.文章对于评估和完善中国政府监管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官员"跨务型"交流与任职绩效——来自审计官员地方主政经历的经验证据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任职,尤其是多务型官员与单务型官员之间的"跨务型"交流能否以及如何提升任职绩效,是个重要的研究问题.本文以省级审计官员的交流任职为研究对象,通过考察具有地方主政经历的审计官员的审计监督效果,来探讨多务型官员向单务型官员交流任职对任职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审计官员的地方主政经历能够促进政府审计发现问题,并...     

政府审计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政府“有形之手”在企业创新中的作用是重要的研究话题。基于2009—2015年审计署实施的中央企业审计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考察政府“有形之手”的重要手段——政府审计对国有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审计实施后,相关公司的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都显著提高,不过,创新的提高主要集中于技术含量较低的专利,而在技术含量高的发明专利方面效应并不明显。这意味着,整体上政府审计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开展创新活动,不过,国有企业存在策略性创新的可能。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审计的监督效应、激励效应和溢出效应促进了国企创新。以上发现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政府监管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过度借贷的负外部性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设计

宏观审慎政策对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经济金融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具体的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是否改进社会福利、如何与其他经济政策协调配合,而鲜有对更根本的宏观审慎政策实施的理论依据的探讨,也就难以真正触及最优宏观审慎政策的本质,更难以设计最优政策。本文基于过度借贷负外部性的视角,系统阐释了"过度借贷-负外部性-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最优宏观审慎政策"的理论机制。具体地,本文通过建立一般均衡模型进行研究,发现无政策干预下借款人的过度借贷行为会产生严重的负外部性,导致经济陷入借贷约束收紧、消费减少、资产价格下跌的恶性循环,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的发生;而政府可以通过宏观审慎政策干预借款人的过度借贷行为,当借贷水平达到社会最优时,宏观审慎政策就实现了最优设计。在此基础上,数值模拟表明,最优宏观审慎政策可以大大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以及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在当前实体经济高杠杆危及经济金融稳定的大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宏观审慎政策以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启示。     

“严监管”下审计监督的个体治理效应*——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研究

本文基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视角研究审计监督对国有企业发挥的个体治理效应。采用2007—2017年地方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以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严监管”背景下审计监督对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个体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显著抑制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并且这一现象主要体现在2013年开始的“严监管”时期。这一结果在多种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与地方国有企业高管超额在职消费的负向关系不仅受到审计监督的动机和能力的影响,而且受到国有企业内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最终,地方审计机关负责人的监督背景能够有效缓解地方国有企业因高管超额在职消费引致的公司价值减损和股价崩盘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