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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产生了两个重要现象:工资增速远低于GDP增速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占比不断下降。究其原因在于:政府掌权了大多数资源和绝对的权力,导致分配偏向于政府和垄断企业;并且在以GDP为导向的地方政府竞争下,各地在产业选择时都偏向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提高了资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谈判能力,导致企业的收入占比不断提高。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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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把资本存量、就业人数、能耗、时间等变量纳入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将碳排放总量、能源强度等变量以及区域虚拟变量作为生产无效率函数的解释变量构建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碳排放增长会扩大技术无效率项并降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降低了能源强度却引至了更多的碳排放,符合杰文斯悖论;减排技术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比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更快。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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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会出现"低就业的增长"?许多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解释。我们认为,导致此现象的原因是我国的地方政府竞争。在地方政府竞争下,为追求GDP的快速增长,各地方政府会选择和扶持具有更强GDP增长效应的资本密集型产业,而忽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而导致资本挤出劳动,使我国出现"低就业的增长"。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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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服务贸易在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后,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且,我国的服务贸易还存在许多问题,如进出口结构的不合理等。本文着重分析了目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主要障碍,然后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如在内部要有侧重地发展第三产业,在外部要尽力争取更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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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率呈不断上升之势,其中,居民储率平稳增长,政府和企业储蓄上升明显。储蓄率的上升给中国经济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现有理论认为,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金融发展水平滞后、性别比例失衡、政府和企业收入增加、房价快速上涨等因素导致了中国储蓄率的畸高和上升。而本文认为,其根源在于中国的权力(资源)结构失衡和地方政府之间为GDP而展开的竞争,因为以GDP最大化为目标的地方政府竞争会导致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中"重资本、轻劳动"、"重城市、轻农村"、"重投资、轻民生"、"重国企、轻民资"等问题,并且权力结构失衡会导致这些问题进一步恶化。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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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实际利用外资量大、外贸顺差大、热钱流入多,而是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失衡双重作用的结果。基于中国解放之后历史阶段的理论分析表明: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的失衡使中国步入了一种“低福利、低权利”的发展模式,劳动力低成本格局得以长期维持。这种格局既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获得顺差,也促进了FDI等资本流入,还加剧了中国经济失衡,导致国民消费率一路走低、投资率畸高、商品过剩严重,不得不以出口作为出路。这样就必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乃至高居世界第一。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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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失衡?已有文献分别从收入分配失衡、储蓄过度、资源要要素价格扭曲、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扭曲等方面对此进行了解释。然而,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失衡的本质在于收入分配的失衡,而决定收入分配失衡的原因在于国内的权力配置失衡和全球的权力配置失衡。国内的权力失衡会导致资源和收入向政府、国有垄断企业、资本所有者、企业主等经济主体的超额分配,使国内收入分配失衡。收入的失衡就会引致中国低消费、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出口。而美元霸权又导致全球资源向美国配置,并使中国的出口导向战略得以维持,从而加剧了中国的贸易和资本顺差。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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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后,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原因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实际利用外资量大、外贸顺差大、热钱流入多,而是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失衡双重作用的结果。基于中国解放之后历史阶段的理论分析表明:赶超情结和权力结构的失衡使中国步入了一种"低福利、低权利"的发展模式,劳动力低成本格局得以长期维持。这种格局既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获得顺差,也促进了FDI等资本流入,还加剧了中国经济失衡,导致国民消费率一路走低、投资率畸高、商品过剩严重,不得不以出口作为出路。这样就必然导致中国的外汇储备不断增加乃至高居世界第一。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