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管制、外商投资与最优税差 --对中国转型时期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研究

本文根据我国过渡性资本外逃的现实,构建一个政府和国内企业之间关于外资超国民待遇和资本投向的博弈模型,从理论上演绎了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机制;揭示了资本管制程度对于过渡性资本外逃的效应;诠释了我国改革开放初期为何能够实施程度较高的内外资差别待遇,而在国内资本存量越来越大的今天,政府降低外资超国民待遇的客观必然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当政府不了解企业资本外逃真实成本时,不对称信息对最优外资税率的效应。最后文章认为,统一内外资的税率和其他政策待遇是今后改革的必然取向     

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股权融资偏好、最优资本结构、还是过度融资?

本文对中国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真实状况进行了研究并指出：前人的部分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误用数据导致研究结果与事实背离；其二是不恰当地使用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特殊问题。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受到融资政策的限制。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仅是这种限制性政策的反映，而不是公司在融资方式之间权衡的结果。上市公司并不具备股权融资偏好，也不具有最优资本结构，其行为特征表现为过度融资。     

信息不对称与机构操纵——中国股市机构与散户的博弈分析

中国股市中 ,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常常在短期内发生剧烈变化。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 ,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机构通过操纵上市公司基本面信息来影响股票交易价格 ,以获得超额收益。鉴于机构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远远低于机构与散户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 ,发展机构投资者可以最终减少市场操纵行为 ,机构在投资者中所占比例与市场整体被操纵程度的关系可以用倒“U”形曲线表示。     

非流通股与过度股权融资

本文考虑中国已上市公司受到特有股权结构影响下的再次融资行为。中国股市中 ,流通股的价格取决于公司未来不确定现金流期望值的折现 ;非流通股的价格则依据每股净资产来制定。流通股股东关注的是企业的市场价值 ,非流通股股东关注的是每股净资产值。通常非流通股股东拥有公司的控制权 ,因此公司的投融资决策体现了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非流通股的定价制度有违资本市场对资产定价的基本原理 ,所以公司的投融资决策也偏离了公司财务理论所确定的净现值标准 ,导致上市公司存在过度股权融资问题。证监会对股权融资实行的限制性政策虽然可以缓解过度股权融资的危害 ,但并不能有效地校正这种偏差。     

吃饭财政与政府债务

文章通过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吃饭财政的状况,分析了现存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端,进而深入探讨了政府债务的形成机制,指出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将吃饭财政转变到公共财政上来。     

二元结构下的人民币均衡汇率理论

中国具有二元结构特征的菲利浦斯曲线,使人民币汇率政策具有改变供给水平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宏观经济均衡曲线具有中国特征.这为人民币均衡汇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基础.随着中国的二元结构特征的逐渐消除,应更为谨慎地执行低估汇率的政策,否则将导致经济增长向外廷型方向发展.     

非强制性标准与法律

非强制性标准是否可以替代法律?本文在科斯定理的基础上,以SA8000为例建立模型,证明非强制性标准在相当程度上可以替代法律,且是有效率的。但是,非强制性标准要真正替代法律,还必须满足消费者偏好的要求,解决信息问题带来的逆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     

利用资本市场促进河南省产业结构升级途径选择

河南作为中部大省,正处于实施中原经济区发展战略的关键时期,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已成为当务之急。针对河南省产业结构的特点及河南省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外部环境,提出了利用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等手段,实现河南省利用资本市场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途径选择。     

汇率政策、FDI与经济增长

中央货币当局的汇率政策和资本管制政策的目标之一在于促进FDI流入中国,并且带来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中央货币当局的汇率政策却会越来越受制于引进技术部门凸性生产函数的限制,从而使得汇率政策的作用下降。因此,中央货币当局应当审慎考虑自己的汇率政策,依据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同状态和生产函数的具体特征而重新估计汇率政策的作用和代价。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2+26”城市的证据

利用2010-2019年中国2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发现：(1)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和质，但未促进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2)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自然资源异质性，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面对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表现更差；(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样存在明显的区位异质性。东部发达城市在强环境规制条件下能够快速反应，以产业结构升级应对污染治理要求，而中西部城市受限于自身发展基础，较难快速完成这一目标；(4)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主要有倒逼技术进步和外商投资两条，利用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两条路径，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验证了与“污染避难所”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最后，从环境政策制定者、响应者两方出发，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