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展演与权力:西藏旅游过程中的“他者性”建构

在旅游的过程中,东道主常常被刻写上“他者”的文化意涵.游客带着追求“文化差异”的诉求前往“他者的世界”,在异域邂逅他者.文章以拉萨大昭寺广场及其周边的八廓街作为案例地,以藏族人在八廓街的转经、磕长头行为作为实证研究的切入点,以汉族游客和藏族人两类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西藏旅游发展以及中国后改革时期转型背景下,藏族的“他者性”如何在汉-藏互动过程中被建构.文章认为,藏族的“他者性”并非具有先验的、一成不变的意涵,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与社会互动中不断生产的.文章关注“他者性”建构过程中的两个维度——我者对于他者的凝视,藏族人对于自身的他者性的展演.一方面,转经、磕长头行为使游客将藏族人视为神圣、美好、朴实的代名词,对他者的建构存在浪漫化-理想化的倾向.另一方面,藏族他者并非凝视的被动接受者.随着“职业磕头者”的出现,一部分藏族人将凝视转化为一种文化资本,通过他者性的展演,积极地响应游客建构的文化意义,以此获取一定的物质利益.总而言之,“他者性”的建构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对“他者”的研究不能忽略我者及他者所处的社会情境及诉求.     

地方性研究的理论视角及其对旅游研究的启示

什么是地方性?在传统的区域地理学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将地方看作是一系列彼此间具有显著差异的区域单元.通过识别特定的地理空间中独特的属性或要素,区域地理学家通过特定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标准,人为地划分出地方的边界.无论是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对于经济区的划分,还是传统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对于文化区的界定,实际上都是从学者自身的知识体系出发,人为地建构地方边界的过程.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尽管传统的区域地理学研究在近年来被批判为带有僵化的科学主义和逻辑实证主义色彩,且往往受制于研究者强烈的主观判断,但其界定地方性的基本理论思路至今依然是适用的.换言之,不同的地理单元之间的差异依然是界定地方性的终极标准.约翰·厄里(John Urry)在其广为流传的Consuming Places与The Tourist Gaze两本名著之中,亦旗帜鲜明地支持了这一观点.     

商品化民族节日中表演者的角色认同与管理——以西双版纳傣族园泼水节为例

现代人体验异种民族文化风情的渴求,促进民族文化旅游的蓬勃发展.节庆作为民族旅游的主要吸引物,正随着目的地的开发而逐渐被商品化.文章引入角色、认同等相关概念,选取西双版纳傣族园景区泼水广场作为微观研究场所,通过质性研究方法,展现了傣族园“天天泼水节”表演者在旅游场域中的角色认同与管理过程.研究表明,在民族节庆商品化过程中,“天天泼水节”的剧班成员自身具有“东道主(当地居民)”和“表演者”双重角色,表演者自身存在基于物质空间生产和基于展演内容的角色内冲突.同时,表演者与游客之间还存在“表演者”和“观众”的角色间冲突.表演者在表演过程中通过“隐瞒”自己的真实情感以及与游客之间的“协调一致”保证双方互动的顺利进行.同时,表演者角色认同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表演者的权力话语在与游客、开发商等其他角色互动的过程中处于弱势.表演者基于地方的角色认同随着旅游发展发生改变,在此过程中,表演者主体也有意识地对地方意义进行重塑.     

文化经济地理学:概念、理论和实践

近年来,文化经济地理学在"新经济"崛起的现实背景和"新"经济地理学兴起的学术语境中逐步形成。文章首先梳理了经济地理研究中文化和经济从二元分立到相互融合、相互塑造的关系演变;接着聚焦经济行为和实践的文化维度,阐释经济行动者的文化意义系统和社会互动过程对经济的形塑作用;然后着眼于经济与地方社会的互塑关系,揭示经济活动与生产地和消费地的社会文化本底之间的相互融合、相互建构,目标是提炼一个基于文化经济地理学视角重新认识"经济"作为文化系统和社会过程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对中国语境研究的引导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