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保障强化对企业加成率分布优化研究

基于差异化产品竞争模型,将劳动保障法律附加成本嵌入企业生产决策、进入退出决策以及市场竞争决策框架,文章考察在区县—行业市场单元中,劳动法律保护强化通过门槛筛选和直接抵减机制对企业成本加成率分布的改善。本文创新性地选择爬虫获得的司法判例文书数量作为衡量指标,结合工业企业、地区经济、微观调查等数据进行多维度机制检验。研究结论表明：劳动法律保护强化为企业带来劳动雇佣法律附加成本,一方面通过增加企业成本负担,对成本加成率产生直接抵减作用;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市场门槛,淘汰落后的低效率企业,导致总体上呈现“中值左移”“左截尾点右移”“整体集中”的企业成本加成率优化分布形态。     

城市空间形态与碳排放——基于经济主体差异化行为的分析

针对紧凑型城市空间形态反倒抑制碳减排这一反常现象,本文从经济主体差异化行为的角度做出解释：随着城市空间紧凑度的提高,一是地方政府高碳经济发展偏好得以强化,二是地方居民高碳出行方式选择得到促进,均将导致地区碳减排绩效的恶化。然后,利用高分辨率的夜间灯光数据和2002—2017年区县面板数据予以严格的实证检验,得到良好的证据支持。但进一步分析表明,城市空间紧凑度的提高也有助于扩大第一、第二产业集聚程度以及产业规模,这有助于地区碳减排绩效的改善。未来,随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以及城市由形状紧凑型向功能紧凑型的转变,城市空间紧凑度对碳减排绩效的抑制作用将被弱化,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得以强化,紧凑型城市的碳减排绩效也将由负转正。     

增质提量：城镇化推进与迁移人口人力资本

针对现阶段中国人口流动过程中出现的由迁移规模快速增长向素质结构调整转变这一现象,从城镇化推进角度作出解释。首先构建理论模型,阐述城市扩张通过影响迁移摩擦和就业市场技能溢价从而影响迁移人口人力资本投资的作用机制,之后从城乡接合部土地出让视角刻画区县层面的城镇化水平,并匹配CHIP数据展开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随着各地城乡接合部土地出让总量的提高,迁移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呈现“U型”变化,迁移摩擦消减和技能溢价先减后增为其主要驱动。研究结论可为进一步理解中国城市迁移人口的现有演变特征以及研判未来变化趋势提供一定帮助。     

知识产权司法强化能否真正服务于创新驱动战略？——基于研发竞争结构异质性的讨论

在各地知识产权法律环境建设进程不一、市场竞争激烈、创新产出仍需增质提量的现实背景下,知识产权司法强化能否真正服务于我国创新驱动战略这一问题值得商榷。基于企业间激烈研发竞争、侵权模仿行为、免费知识溢出等视角,文章构建了企业研发投入异质性决策模型,以行业平均专利知识宽度为界限划分不同研发竞争结构行业,并选择通过“爬取技术+手工整理”方式获得的司法判例文书数作为司法强化的衡量指标。研究结论表明：知识产权司法强化仅对研发深度高、竞争程度小的行业产生了研发激励作用,即“熊彼特效应占优”;研发结构单一、竞争激烈的行业则不显著,即“逃避竞争效应占优”。针对前者,司法强化能赋予领先企业市场优势,强化其分工地位,最大限度压低无谓竞争对行业创新的损害,实现研发绩效跃升;针对后者,企业相近的研发水平滋生了低成本模仿和搭便车行为,司法强化反而会恶化企业间竞争关系,研发投入受到抑制,最终行业研发绩效严重萎缩。当前中国存在法治建设投入成本较高但实际专利质量相对低下的不匹配现象,单一法治体系设置在复杂市场竞争环境下会滋生附加损失,文章研究结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专利保护司法政策的进一步细化与完善提供了思路。     

“寂静”的大多数：噪声污染与居民幸福感

噪声污染不仅是社会治理问题，更关系到国民幸福感。利用CHIP、CGSS、噪声污染司法文书数据，发现噪声污染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对象“歧视性”。噪声污染由于缺乏流动性和饱含消逝性，拥有低收入群体锁定效应。噪声污染不仅会作为环境污染对居民幸福感产生直接影响，还会通过影响居民对机会不平等、收入差距、经济预期、阶级流动性、社会关系等问题的感知降低其主观福利。人口规模较大且缺乏追诉渠道的低收入群体成为噪声污染问题的主要承担者。噪声治理不仅可有效保障“寂静”大多数的合法权益，还有助于提高低收入者的主观幸福感，进而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