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外生货币供给条件下货币市场非均衡的理论性研究

文章基于弱外生性货币供给理论,从理论的角度研究了货币市场的供求关系,得出的主要结论有:货币市场确实是非均衡的;货币市场非均衡产生这种非均衡的原因在于:在剔除了市场干扰之外,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所产生货币供给净效应并不能正好满足经济运行对货币的需求。     

人民币升值能改善日美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吗?——基于汇率经过效应的研究

有学者提出,被低估的人民币是中国贸易盈余和全球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因此,人民币升值有助于改善中西方的贸易状况。显然,这种观点的内在逻辑是:人民币升值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同时降低外国进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即人民币升值存在较大的汇率经过效应(pass-though effect)。通过对人民币汇率经过效应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不能改善美国与中国的贸易状况,但能改善日本与中国的贸易状况;其差别的原因就在于贸易定价的不同。     

货币供求均衡思想的历史传承

文章通过对货币均衡思想进行了回顾,均衡的货币供求思想导致了货币经济学对货币供给的研究忽视。无论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或者没有明确的货币供给的研究,或者对货币供给做简单化处理。由于坚持货币市场均衡思想,现代货币经济学也对货币供给的研究发生偏离,即关于货币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货币供给内生与外生性的争论上。虽然内生和外生论的观点看似水火不容,但就其本质,内生货币供给和外生货币供给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它们都是货币供给均衡思想下的两个分支。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合谋及其治理

当委托人和代理人的目标函数一致时,在特定的委托代理关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可能为追求不正当利益而联合起来进行某些违规的市场活动,即"合谋"。例如,上市公司和会计行联合进行虚假信息披露。目前,对于这类委托代理问题的治理手段主要经济手段是罚款。文章通过研究"合谋"产生的条件得出结论认为,罚款很难有效治理"合谋"行为,并提出有效治理合谋的基本方法。     

通货膨胀对我国信贷渠道有效性的影响

学术界一般认为,由金融市场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控成本是信贷渠道存在的主要前提条件。在我国当前经济背景下,研究通货膨胀是否影响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的传导效率。结果表明,通货膨胀导致了我国货币政策信贷渠道效率的下降。     

货币政策国际协调与中国经济稳定性——基于随机模拟方法的研究

关于货币政策国际协调能否提高一个国家的产出或者就业水平,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其结论都存在巨大的分歧.卡尔伯格提出,如果仅考虑政策协调对各国经济增长或就业的直接贡献,我们很难对货币政策国际协调的意义作出判断.然而,以经济稳定性为标准,用随机模拟方法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协调对中国经济稳定性影响时,得出结论:2001年以来,货币政策的国际协调既促进了中国产出、消费和进出口的稳定性.也增加了汇率和长期利率的不稳定性.     

流动性过剩的成因及国际治理经验

流动性过剩是当前我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本文对流动性过剩的概念以及流动性过剩对中央银行的影响进行论述,并给出世界主要国家处理流动性过剩的一些具体方法和经验,依此作为对我国处理流动性过剩的借鉴。     

名义利率能作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指示器吗?

有学者依据费雪效应而提出名义利率是通货膨胀理想的指示器,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认为随着通货膨胀的变化,真实利率并不是固定的.因此通货膨胀的变化并不一一对应地反映在名义利率的变化上.笔者则认为,即使通货膨胀和名义利率之间的关系不是固定的,只要两个序列是协整的,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货膨胀的变化就会以某个比例反映在名义利率的变化中,名义利率就依然是通货膨胀理想的指示器.研究表明,名义利率适合作为我国通货膨胀的指示器.     

货币政策工具与中介目标选择:基于法定准备金操作的研究

利率和货币量哪个更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目前许多文献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不涉及货币政策工具与利率以及货币量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研究实际上隐含了一个前提,即货币政策工具和利率以及货币量之间存在明确的、稳定的关系,从而保证利率目标或者货币量是可控的。基于法定准备金操作的研究表明,法定准备金操作和货币量之间存在确定的关系,而和利率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导致利率和法定准备金操作关系不确定的主要原因,则是IS曲线斜率正负性的不确定性;同时,对现阶段中国IS曲线斜率稳定性的实证研究表明,其斜率正负性是不稳定的。因此,利率不适合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美国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国际比较研究

目前,对于金融危机国际传染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危机传染渠道上,而较少关注危机传染效应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性,以及政府政策对传染性的影响。本文利用Lotka的传染模型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欧盟和日本的传染性,结果发现,在没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滞后于其他国家,且影响的严重性相对较小,但中国经济恢复的速度比较缓慢。而在有政策干预的情况下,中国受影响的严重性明显降低,但是政策干预并不能使得中国迅速从美国金融危机中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