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拆迁为何难实现

按照现行的拆迁补偿政策,地方政府并不愿意＂暗箱操作＂,实际上是很愿意进行依法拆迁的。而且真正实施依法拆迁,我国本有制度优势。2014年10月14日,云南省晋宁县发生征地拆迁冲突事件,近千名施工人员欲恢复因村民阻挠而长期停滞的建设项目。8名施工人员被村民扣押并被泼洒汽油,之后百余名村民持械前往施工现场,双方激烈冲突,施工方6人死亡,村民2人死亡。     

评估林权改革将给新农村建设带来的影响

我们不仅要看到近期林权改革促进了农民增收，还要看到林权改革将使其生产力的释放在短期内消失，农民增收的困境并不因此而得以解决；我们不仅要从直观上看到林权改革将使广大林农从林业中受益，还要看到林权改革将从根本上改变乡村社会结构。     

乡村治理空间再造及其有效性——基于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乡村治理有效性的达成,与基层政权拥有的治理空间密切相关。乡村治理空间的再造,指的是基层政权在履行国家治理职能、形塑国家治理合法性的过程中,建构一个相对独立的、完整的政策执行体系。这一体系的合法性源自于国家治理体系的制度供给,有效性则源自于对乡村治理需求的有效回应。基于对W镇乡村治理实践的考察,乡村治理空间再造的路径包括:(1)在政策分类的基础上实现治理任务的多元化和有序性;(2)通过再造政策执行主体,建构独立而完备的、多元一体的乡村治理体系;(3)政策工具多样化,为多管齐下的乡村治理策略提供条件。可见,一个富有弹性的乡村治理空间,并非是对原有治理体系的替代,而是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开放性的制度选择空间。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既要注重加强新制度的供给,更要注重激活原有的行之有效的传统治理制度及策略。当务之急是,发现并激活有效治理策略,使之纳入制度化轨道。     

灰色治理与城市暴力再生产——鲁磨路“城管”实践的机制分析

与西方经验不同,近十多年来中国城市暴力的兴起并不是城市共同体失败的征兆,也不是简单的暴力犯罪的法律问题,而是特殊的城市治理机制的产物.在灰色治理中,城市空间实践塑造了大量的灰色地带,半正式行政主导了一线行政,使得权力实践双方保持了微妙的平衡关系.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虽然是一种非对称性关系,但是,权力实践是有节制的、柔性的,被治理者也有自主性空间,他们之间的跨边界关系呈现出联盟、妥协、抵制、攻击等共存的混杂状态.灰色治理过程主要包括保护性协商机制和边界改变机制,在组织调控加强、媒介动员等情况下,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的顺从模式可能无法支持,继而相互攻击主导了跨边界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灰色治理再生产了城市暴力.     

税费改革与基层政权变革

税费改革是中国农村的一场重大革命,具有重大意义。它的直接目的在于减轻农民负担,但它对中国乡村的影响远远超出农民负担本身,它对乡村体制、村庄秩序、治理方式等乡村治理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显然,我们在税费改革前对其后果的预期并不清晰,在税费改革后对其深远影响的研究也还不够。     

关注集体林权改革：林权改革的方向及实践

2008年6月8日，中央发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标志着林权改革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新一轮农村改革的大幕就此拉开!     

林权改革将触动基层组织建设的经济基础

集体经济对于基层组织的运作而言。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它在相当大程度上激活了基层组织的活力。且加大了其运作的空间。因此，在当前进行的集体林权改革进程中，在保证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我们所应关注的不在于如何将更多的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下放到户，而在于如何保证一定比例的山林仍由集体统一经营管理，以维持集体经济。     

水利社会的性质

有两种意义完全不同的水利社会,一种是魏特夫所言的国家通过江河的治理而深深地嵌入到乡村社会当中,由此形成了整个官僚体制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特征,还有一种即杜赞奇华北研究所揭示出来的地方水利管理中的民间组织的关键作用,由此形成了乡村自治的士绅社会.……     

群众路线与基层治理——赣南版上镇的计划生育工作(1991～2001)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赣南版上镇20世纪90年代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为例,关注群众路线在基层治理中的实现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群众路线是矛盾的结合体,行政体系的动员及群众动员,运动式的治理与科层制工作方法都是群众路线的有机组成部分,两者缺一不可.20世纪90年代农村基层治理的困境在于,强大的官僚动员能力与薄弱的分类治理能力之间存在巨大的反差,这最终导致了群众路线无法彻底执行.相对成功的制度建设和并不成功的群众动员,为基层治理转型埋下了伏笔,群众路线的内涵在计划生育转型过程中部分延续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