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双赢的背后

第四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了双赢的效果。这归结于三个重要原因：首先是在对话过程中,双方都不过分强调自身利益。在资本市场开放、汇率、能源等问题上,双方都没有纠缠对方的弱点,而是致力于寻找共同的利益点,寻求相应的合作。第二,增加换位思考的“比例”,双方都能以平和的心态认真考虑对方提出的建议,并迅速有效地化为行动。中国对能源价格的调整、美国承诺加强对投机交易的监管和对弱势美元问题的关切都证明了这一点。第三,合作和互补成为双赢的客观基础。中美两国经济的相互渗透关系越来越强,双方在合作中创造出更有活力的激励机制,不仅有利于保持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的稳定,而且有利于为世界经济开创一个更稳定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高油价是世界经济失衡的必然产物

经济全球化在为全世界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其巨大的“负”外部性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世界经济失衡。各主权国家为保证国家经济的稳定性,不断强化和调整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全球借贷需求的旺盛和满足这一需求的金融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导致了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后果。金融创新活动的加速,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控制风险工具,但同时为另一部分人放大了世界经济失衡所造成的各种风险。当前棘手的高油价现象只不过是反映全球经济失衡状态下风险积累的一个“前兆”。靠中国和其他（出口导向的）新兴市场国家单方面取消油价补贴不能解决高油价形成的本质问题,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世界经济失衡的状况,不能够明显减少全球流动性过剩的程度,不会遏制高风险环境下追求高收益的投资者进行金融创新的强大意欲。除非所有相关国家互相积极沟通信息,采取“对称”的综合干预措施和共同的监管模式,否则飞风险分担的“公平性”就无法达到。     

世界经济失衡背景中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

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原因在于,从对外经济往来层面上来看,美国在贸易逆差扩大背景下对中国愈演愈烈的人民币升值的"攻势";从国内宏观经济层面来看,"外汇占款"带来流动性过剩压力。宏观经济的客观因素以及中国政府的主观因素决定了人民币汇率升值过程只能是渐进的,而不是一步到位的,尽管渐进策略会进一步强化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对不同经济主体而言,人民币升值的利益效应不同,因此很难简单概括其总体效应。近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升幅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与人民币升值相关的越来越强烈的负面效应以及金融突发事件效应,应该引起政府的密切关注。     

2015年中国经济展望——“新常态”发展模式如何改变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

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日益明显,之前持续了三十多年依靠政府配置资源的做法已不可持续,中国经济将转向新常态。展望2015年,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动力应该来自四个方面:"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延伸;中国企业以走出去替代出口受阻,释放中资企业产能压力;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以淘汰落后产能,使胜出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资源,变得更具国际竞争力;政府职能转变以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在营造全新增长动力的同时,中国经济也要加快解决阻碍中国市场消费行为的困扰,让增长成果能够为社会大众所分享,以此,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     

再论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本文的目的就是通过验证我国金融体系在不完全市场的制约条件下,能否发挥"价值创造、价格发现、风险分散、流动性供给、信息生产和公司治理"这六大基本功能,以及通过进一步检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来揭示当今中国金融体系脆弱性的表现及其症结所在.论文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影响我国金融体系"健全性"的两大基本要素是房地产价格和流动性,它们直接左右银行的信贷行为;相反,利差幅度和基础货币的调控却没有显著的制约效果.所有这些特征都恰恰反映了我国金融体系的基本功能至今为止还没得到有效的发挥.     

中国式钱荒

是什么内在的原因导致近来中国大地频频出现这种中国式的“钱荒”现象呢？今天这种“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激烈角逐的背后,一定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矛盾。     

“入世红利”要还原为“转型红利”

2011岁末关口,中国入世10周年,但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却越来越浓厚,未来对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战略要求变得也越来越高。     

如何看待我国在中美对话中的“鲜明立场”?——汇率的稳步改革是结构调整的必要条件

<正>5月24日,胡锦涛主席在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开幕式致辞中表示,中国将继续按照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原则,稳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尽管从当前的世界经济的格局中看,希腊所带来的国际金     

政府是对的经济学家错了

中国近来很吃香。全世界的投资者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复苏的迹象。中国是第一个从全球经济滑坡中复苏的主要经济体？对这一问题，北京很谨慎，而相当一部分经济学家倾向于肯定。现在看，政府是对的，那些经济学家错了。我以为，这些好看的数据应归功于大规模的、及时的政府支出和强硬行政命令下的信贷扩张。所以，政府对目前形势的判断优于在外部看热闹的那些主要被私人机构雇佣的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