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规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一带一路"53个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测算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并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国家规模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2013年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呈上升趋势。第二，在总样本和分时段样本中，国土规模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第三，在分时段样本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居民收入规模是贸易投资便利化的重要影响因素，而倡议的实施使得贸易投资便利化不再受居民收入规模的影响。第四，在分区域样本中，各变量对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研究从国家规模的角度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条件的改善以及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和双边贸易提出建议。     

绿色资源整合能力、漂绿行为与企业绩效——恶性竞争的调节中介作用

本文以漂绿行为为中介变量,恶性竞争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概念模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对漂绿行为有负向影响;漂绿行为在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绩效间有部分中介作用;恶性竞争正向调节漂绿行为在绿色资源整合能力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

基于可持续发展背景,本文以2009～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考察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及作用边界。研究发现：管理体系认证能够显著提升企业ESG绩效,媒体关注显著增强了管理体系认证对企业ESG绩效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在管理体系认证与企业ESG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调节效应。本文为企业如何提升ESG绩效找到了新的内部解决方案,也为我国环境规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制定提供了政策参考。     

自我、绿色消费情境与消费者-绿色品牌关系建立

构建以消费者自我、绿色消费情境为前因变量及绿色品牌依恋为结果变量的消费者-绿色品牌关系研究体系,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确定了消费者自我、绿色消费情境和绿色品牌依恋的测量量表。在传统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研究了导致绿色品牌依恋的消费者自我与绿色消费情境变量组合,发现消费者自我中的社会自我与理想自我是影响消费者-绿色品牌关系建立的必要条件,且消费者自我与绿色消费情境变量组合对消费者-绿色品牌关系建立的影响具有捆绑效应和互补效应。研究结论为我国绿色品牌关系管理提供了更为多样化和差异化的选择,丰富了绿色品牌关系管理理论体系。     

外部线索对消费者绿色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研究：认知风格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S-O-R模型,以自我一致性为中介变量,认知风格为调节变量,构建了外部线索对消费者绿色品牌购买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并利用550个消费者样本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线索对自我一致性有正向影响,创新型认知风格在其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自我一致性对消费者绿色品牌购买意愿有正向影响,并在外部线索对消费者绿色品牌购买意愿的影响中有中介作用;创新型认知风格负向调节了理想自我一致性在外部线索和消费者绿色品牌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     

网络匿名性对在线年轻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文基于SOR理论,以绿色真实性为中介变量,调节定向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网络匿名性对在线年轻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影响的概念模型,并通过247份有效样本数据对相关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网络匿名性对在线年轻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绿色真实性在网络匿名性和绿色购买意愿间有部分中介作用;促进定向正向调节绿色真实性的中介作用,而防御定向负向调节绿色真实性的中介作用。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吗？——来自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10—2021年中国A股工业上市企业为样本，运用EBM-GML模型对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提升效果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稳健且显著地提升企业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企业技术创新效率、管理效率在其中均起到中介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两高”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东部及南部地区企业的绿色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明显。因此，应重视数字化转型的战略价值，促进数字化加速融入能源管理体系；发挥数字化转型优势，赋能企业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强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引导和监督，推进数字化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