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史研究的开创性硕果——评祝慈寿著《中国古代工业史》、《中国近代工业史》和《中国现代工业史》

“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已出版了不少部有关中国经济通史类型的著作。在中国经济专史方面探讨专业、商业、田制、税制、外贸、财政、货币等等的专著也不少，甚至对国债、钞券、邮政、物价、关税、合作运动等等的专史也曾刊行，唯独有关中国工业发展的历史专著却一直是个空白。为什么出现此空白？我认为不外是来自两个原因。一是我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到解放前夕，尚未形成其完整体系，无必要编写它的专史。二是我国的近代工业虽起步较晚，而封建手工业的存在却已有两千余年的发展繁荣历程，如再联系到古代青铜器、陶器等的制造,地就得追溯到夏商时代。要编写一部系统的中国工业专史、决不能仅阐述其近代工业，必须对封建手工业和更早的工艺发展过程也有所论述。但是，封建时期的手工业一向包容在商业之内，连古代有名的盐铁制造富豪也被看作是“因通商贾之利”而致富。到战国后期将工商视为“末业”之说出现以后，手工业的发展实况更不受史学家们的关注，此所以历代《食货志》均未给手工业发展情况设立专篇予以表述。因此，在编写一部中国工业发展史时，对其封建手工业部分之资料的爬梳整理难度是相当大的。至于我国名闻于世的古代精美陶器、青铜器、如无精湛的工艺技巧即不可能制成，这也是编写古代手工工艺发展历史著作的不可缺少部分。但此类史料在我国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只有通过对现代大量出土文物的验证才能窥见其发展概况。如无大量出土的文物为依据，则夏商和周代前期的此类工艺发展概况已无法知晓，更不谈将它写成史学专著。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若干年来中国工业发展史之成为空白实为势所必然。当然，即使在今天要编著一部中国古代工业史仍有较大难度。因为将未经过系统整理的浩瀚文献史料和分散的考古文物资料进行分析概括，即须具备敏睿的分析能力还得付出长期的辛勤劳动，才可望做出成果。     

《养羞人》：着力蓄势终还无

养羞,是最好的出路,是欲求不得的现实归途,也是小人物缤纷而汹涌的生存志。     

浙江省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研究分析

本文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空间重心格局分析,来研究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研究表明：（1）浙江省民营经济在空间上呈不均衡分布;（2）浙江省民营经济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自相关特征,空间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聚在浙江东北部和东南部地区;（3）从民营经济发展重心轨迹看,全省民营经济重心逐渐向南转移。该研究价值在于通过空间统计分析,了解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空间格局,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国学中论“平安之道”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精神文化建设逐步引起各方面的重视。学术界与道教界曾经对道教的文化特征与社会作用进行讨论。大家希望以简明扼要的概念来表达道教的实质内容,于是“生活道教”的提法应运而生。十多年前,这场讨论对于深入认识道教思想文化特征及其作用无疑是很有意义的。近年来,笔者沿着“生活道教”思路继续探讨,感觉在道教文化中,“平安”两字特别重要,体现了道教文化的重要意蕴。     

道家文化的历史发展轨迹

什么是道家？《史记》里引用了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里面提到了“道家”，而在先秦是没有这个概念的，但这个学派是存在的。对于“道家”人们有不同的理解，我曾经写过一本书《中国道家之精神》，对道家做了一些新的解释。     

一个留学生的大陆游记

笔者身为非中国籍之大马(马来西亚)土生土长公民,初次来到向往已久的祖籍“返留学”,乘着假期游历了大陆北方。这七月来所经历和游历的远远地超越了以往对大陆之认知与情感的层面,故愿将所经历及感受忠实地写于纸上供他人参考和批评指正。 我于1994年7月19日从香港飞抵兰州市中川机场,已是深夜11:30分,本想在机场旅馆过夜。但因一刘姓大陆籍中国人告知在机场无旅馆可宿,唯一准许外籍华人住宿处乃兰州饭店,所以我们乘其借来之轿车于半夜驶抵兰州饭店住宿。经他“后门”关系(其儿子在兰州饭店上班),用其身份证支付了￥220(外籍应付￥440)而从第一位中国籍朋友处得了“便宜”,     

中国古代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

<正> 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与人口思想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这童,仅为了行文方便计,将二者分开来谈。一古代人口政策与西欧比较,我国可算是较早注意人口问题的古代国家。古希腊最早涉及人口问题的人是唯心主义者柏拉图,他的活动期间是公元前第四世纪后半期,从后面的叙述中可以知道我国古代有人口问题的记载要比他的早得多。公元前第八世纪九十年代,周宣王曾“料民於太原”,但这还不算是真正的全国户口登记,因为他只是在陕陇地区为了补充兵员而登记户口。据当时不同意他“料民”的仲山父指出,古代本专设有“司民”之官以管理人民出生与死亡的登记,故可以不必“料民”而知道民数之多少。仲山父所说的那些管理“民数”的职官,在当时显然已不存在了,否则周宣王不必坚持要“料民”。“料民”之说,到战国初期,还有人继续宣扬,如吴起就认为“强国之君,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存在两种含义

<正> 商品之价值决定于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科学的劳动价值学说的核心,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劳动价值学说的特点,在此问题的理解上绝对不能含混。自马克思提出形成和决定价值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概念以来,在马克思主义者中将近一个世纪未发生过什么对它的不同理解。我国在本世纪50年代中期,有魏埙等同志在研究价值规律尤其是价值决定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等问题时,首次将决定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是从单位商品的生产上去考察,它是指在一定时期生产此商品的生产部门在平均生产条件下的劳动耗费;另一方面,从社会商品的生产总量上看,它是指用在各种商品生产上的社会劳动总耗费。前者被称为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据说这是《资本论》第1卷第1章第1节中所论述的必要劳动时间;后者据说是《资本论》第3卷第10章及以后某些     

经济学说史研究中的重大突破——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

<正> 谈敏博士的《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一书,系统而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法国重农学派的基本经济观点均有其渊源于中国古代思想的显著痕迹。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独特而又令人振奋的杰出研究成果。当然,重农学派学说曾经受过某些中国思想之影响的观点决不是谈敏博士第一次提出来的,实际上一百多年来已有不少国内外学者涉及此问题。然而惟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