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中国的选择

进入90的代以来,随着以微电子技术,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空间技术为主导的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出现,传统的三大产业划分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知识产业的兴起和日益壮大使发展中国家意识到,传统农业的改造固然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过程中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但由于其所独有的“后发优势”,发展中国家完全有可能跳跃某些发展阶段,以科学技术为杠杆,实现产业升级的历史跨越。本的研究将着眼于全球产业升级的历史变迁,通过对一般性的全球产业转移与升级的理论与现实分析,进而讨论中国的选择。     

风险投资,政府进退

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有两条渠道:一是通过政府的投入;二是通过风险投资基金的介入。前者是政府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究进行财政贴补或在信贷资金以及利息方面国家给予政策倾斜,其生产、销售中的大部分风险也由国家承担。风险投资则是由风险投资基金把资金投向高技术产品,承担其在市场化过程中蕴藏的失败和危险,促使新技术成果尽快商品化,以取得高资本收益的投资行为。虽然风险投资离不开政府政策鼓励,离不开基础的科研成果,但是,它更是一种资本寻求高额利润、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市场行为,政府过度参与风险投资领域只会扰乱风险投资机制的正常发挥。     

股票期权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为寻求对企业市场管理者产生长期的激励效果，在西方股票期权风起云涌并取得成效的同时，国内许多上市公司针对自身特点，将西方股票期权制度进行变通，制定出适合本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例如：北京的股权激励方案是一种股票化了的奖金，经营者的持股额随着经营者出资额的多少而成比例变动；武汉市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的股权激励方案是年薪制和股票的结合，实际上也是将奖金的大部分转做了股票；上海在激励计划中引入了虚拟股票的概念，规避了政策障碍；深圳实施的是经营成果换股权的方式，将经营者的收入和企业的效益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