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互联网信贷:“互联网+”的技术逻辑还是“社会网+”的社会逻辑?

本文通过对现有农村互联网信贷实践所使用的贷款技术的多案例研究,发现农村互联网信贷发展需要经历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农村互联网信贷能够开展业务的核心在于其直接或间接地嵌入一定的线下社会网络,通过社会网+缓解信息不对称和契约执行难题,而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让上述嵌入机制能够在更大范围内以更低成本发挥作用;在第二个阶段,线上信息+线上审核的互联网信贷会成为缓解农村金融难题的重要方式。但是,无论在哪个阶段,农村互联网信贷都会运用到农村社会网络,其内在逻辑一定是互联网+社会网,即技术逻辑和社会逻辑的结合。因此,农村信贷在引进互联网技术时,应更加注重其社会逻辑,即技术运用的社会载体及场景,实现社会网+互联网,从而更好地促进金融普惠。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来自中国农信机构的证据

本文从农信机构贷款支农的角度出发,探究数字金融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市场竞争,进而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鲶鱼效应”。理论部分基于市场势力假说,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放贷行为的影响;实证部分将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的县级指数与县域农村信用社、农村商业银行的贷款数据相结合,对理论假说进行了检验。结论如下：第一,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激励当地农信机构提升涉农贷款和农户贷款的投放规模和增长速度,表明数字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上发挥了“鲶鱼效应”。第二,数字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支农力度的正向影响主要来源于竞争激励机制,而现阶段数字金融难以在技术上对农信机构起到示范作用。第三,进一步讨论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还有助于降低农信机构的贷款利率,让更多的涉农主体享受到利率更低的信贷服务,真正推动农村正规金融服务的“普”和“惠”共同实现。     

股份合作制改革与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治理绩效

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推动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实现“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格局的可行思路,但其实施成效仍有待严谨的检验。本文使用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治理历程调查数据,采用交错双重差分法,从公平和效率两个维度评估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治理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股份合作制改革能够破除资产占有主体错位、收益分配不公的“异化”问题,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公平共享;(2)股份合作制改革能够破除资产经营成本高企的“拥挤”问题,提高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经营效率;(3)从短期效果来看,股份合作制改革并未促进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增值;(4)股份合作制改革对资产治理绩效的影响依试点类型、资产类型、村庄类型、股权设置、股份管理、治理结构、表决原则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为推动改革任务全面准确落实,应秉承时间服从质量的进度要求,完善改革验收办法,适时开展改革“回头看”工作。     

贫困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及优化研究——以安徽为例

构建农村金融生态评价的理论模型,确立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以安徽省为例通过定量分析对农村金融生态质量进行定量的描述分析,提出了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状况调查

近年来,我国放宽了农村地区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限制,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互助社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快速发展,更好的支持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本文通过对山西、甘肃等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调查发现,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创新农村金融产品、简化贷款手续流程、灵活利率决定机制等方式积极服务农村金融市场,总体上能够增加农村金融市场的供给,但也存在新设机构集中在城镇、正规化后经营成本提高、服务对象高端化、信贷资金规模约束等问题。因此,今后应加大政策扶持、鼓励与大型金融机构的"链接"、引导有序的竞争秩序和加强风险的监管。     

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对农民收入的增进效应与作用路径解析--对渐进性试点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政策性农业保险作为重要的支农政策工具之一,除了起到农业风险管理作用之外,从长期来看还具有促进农民增收等效应。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讨论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对农民收入增加的作用路径,并基于准自然实验的思路,将我国各省开展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作为外生冲击,利用2000~2016年的省级数据,使用渐进性双重差分的方法,评估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对农村居民收入以及收入结构的长期影响效果。研究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对农村居民人均农业收入和人均非农收入的影响均是正向显著的,并且有助于区域内农村居民非农收入比重提高,这一效果随试点时间推进不断强化。此外,本文进一步检验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推广对于城乡关系的间接效应,发现政策性农业保险试点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不大,对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具有一定作用。     

农产品交易体系建设研究

农产品流通不仅关系到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还关系到农户的基本福利,且对城乡二元关系的破解、“三农”问题的解决意义重大。从农业价值链角度分析,我国现有农产品交易模式可分为四种：批发市场为核心的交易模式、销售商为核心的交易模式、消费者为核心的交易模式、生产者为核心的交易模式。不同模式在农民福利、社会绩效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构建以流通中介勾核心的交易模式为主体、以销售商为核心的交易模式为发展方向、以生产者为核心的交易模式为重要补充、以消费者为核心的交易模式为探索的现代化农产品流通体系,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财散人聚”还是“人财两散”：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来自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经验证据

股份合作制改革为中国村庄集体行动的再造绘就了美好愿景,但其实践成效仍有待检验。本文利用河南省381宗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追踪调查数据,采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分析了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股份合作制改革显著提升了村庄集体行动水平;第二,股份合作制改革通过提高集体制度供给能力、增进集体成员互信程度、强化集体成员监督意识等方式提升村庄集体行动水平;第三,股份合作制改革对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依村庄成员规模、有无“第一书记”、资产类型、村庄区位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第四,“严要求、宽落实”“重自选、轻规定”两类政策执行偏差均显著抑制了改革的集体行动促进效应。     

县域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影响因素实证研揪

本文基于抽样调查数据和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县域(县城及农村)中小企业信贷融资能力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固定资产比率、盈利能力(ROA)、产品销路、信用评级、信贷人员来访来电频度(表示银企关系)对中小企业的信贷融资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管理层平均受教育程度等对信贷融资能力也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     

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能否激发农村金融市场——基于银行贷款数据的实证分析

扩展抵押品范围是缓解农村金融困境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思路下,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被寄予厚望,成为近年来农村政策改革的重要方向。本文使用2010—2016年1 024家农信社和农商行的数据,利用2015年12月国务院在天津市蓟州区等59个试点县(市、区)开展为期两年的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对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对涉农贷款供给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本文认为,现阶段农民住房面临着价值评估难、抵押物处置难的问题,抵押效果不佳。实证结果显示,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没有显著增加涉农贷款供给,对农村金融的供给作用有限。本文在考虑了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对其他担保方式的替代作用、农地经营权抵押和"三块地"改革的影响之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政策启示是,政府应着力做好农房抵押贷款改革的配套措施,推动宅基地制度改革,探索扩大农民住房财产权的受让范围,充分挖掘住房财产权的价值潜力,缓解抵押物处置难问题。